传统上，除了科研活动，加拿大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地方政府负责的。但今年8月份，由联邦政府指派的一个咨询小组向国际贸易部长提交的一份题为《国际教育：加拿大未来繁荣的关键动力》的报告，却改变了这一传统。
　　这份报告从国家层面提出了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和措施，其中提出加拿大招收的留学生将从2011年的24万增加到2022年的45万，联邦政府与各院校、地方政府共同资助每年5万本国学生赴海外留学、参加文化交流和社会服务等。同时该报告还从政府层面提出了国际教育的质量保障、市场推广和配套制度等。
　　由政府出面制订教育国际化的蓝图，相关咨询报告却提交给了国际贸易部门，而不是惯常的教育或人力资源部门，这意味着重要的教育政策转型：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被广泛地定义为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据另一份加拿大的政府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在该国的留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和日常消费为加拿大贡献了80亿美元，政府从中获得4.45亿美元的收入，同时为本国提供了8万多个就业机会。在增强国家竞争力、推动教育需求、培育劳动力市场、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被赋予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在国际化教育政策转型方面，加拿大并不是个案。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今都纷纷打出国家“品牌”，参与国际教育的市场竞争。传统的国际教育领先的国家在重新评估各自遇到的新挑战，而其他国家则在不断分割的国际教育市场中寻求新机遇。关于国际教育国家战略的发展趋势和特征，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发达国家继续控制“高端”国际教育市场。2011年，美国国土安全部推出“在美学习计划”，重新检视了在美留学学生的签证和访问学者计划，帮助和鼓励留学生继续在美深造，为美国发展作出贡献。在高等教育公共财政不断紧缩的情况下，美国的一些高校通过扩大本科阶段自费留学生的规模，来补贴优秀研究生的资助计划。美国高校通过这样的途径，实现了教育资源配置价值的最大化，同时兼顾了学生群体的多元化。
　　第二，国际教育的质量保障。2011年3月起，英国政府加强了院校的质量认证，提高了对留学生英语口语的要求。受到澳元走强和部分教育机构质量低下的影响，2010年后留学澳大利亚的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为改革本国国际教育，澳大利亚政府开展了专项的调查研究，反思本国的国际教育质量问题，提出维护澳大利亚教育声望的措施。2011年10月，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部部长宣布成立国际教育咨询委员会，以帮助政府制订一个为期5年的国际教育战略计划。
　　第三，通过多种渠道增强本国教育市场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具体措施包括：安排专门预算，向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加大教育市场的宣传和营销力度；开拓新的留学生市场（如一些新兴的经济体）；完善留学生签证制度等。
　　第四，为本国学生提供更多海外留学经验。除了上述加拿大鼓励本国学生到海外留学的政策，德国也有类似的计划。2010年，德国政府向31000名本国学生出国留学提供了总额1.09亿欧元的奖学金；目前有30％的德国学生有机会出国求学；政府计划将这一比例提高到50％。
　　第五，非传统教育输出大国积极扩大留学生规模、引进优质办学资源。例如，马来西亚除了计划招生学生数量从2011年的93000人，增加到2020年的20万人，政府还鼓励国际知名院校到本国开设分校，以进一步提升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类似的建立名校分校区的做法在亚洲其他国家也较为普遍。一些国家甚至希望通过引进国际优质办学资源，建立地区性的高等教育中心。
　　与国际形势形成鲜明呼应的是，我国也在国家层面确立了国际教育的总体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对于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和质量等方面提出了基本的工作框架。随着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市场和人才竞争在不断加剧，教育国际化又需要巨大人力、财力的投入，因此，我们需要在《纲要》的基础上，制订针对国际教育问题更加清晰的战略规划，以提高工作的计划性，更好地确立国际化的重点和制度保障，并加强对实施过程的监控，确保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国际竞争中不断累积优势，并通过国际竞争与合作，推动教育制度改革和知识生产能力的提高。
　　教育国际化既具有学术和教育的意义，也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价值。虽然当前经济和人力资源流动的因素在国家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扩大院校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从国际水准来衡量）、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和知识生产力的提升等方面，依然是教育国际化的根基和改革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