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爱乐’这个名字连我的家人也不知道,完全是出去时用的,乐团门口也没有挂这个牌子。我丈夫帮助我整理行李时,发现行李箱的贴纸上是‘台湾爱乐’字样,还问我:你们怎么变成‘台湾爱乐’了?”‘台湾爱乐’的低音管演奏员高灵风说。

　　11月16日晚,高灵风和她的95名“台湾爱乐”团员一起,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演出了马勒的“第五号交响曲”。

　　表面上,这只是“亚洲音乐节”的几个重头戏之一,实质上,这是“台湾爱乐”首次访问大陆,带着“破冰之旅”的符号。“台湾爱乐”在台湾是最高级的交响乐团。

　　在亚洲音乐节邀请方的宣传册里,印的是“台湾爱乐”；在受邀方带来的音乐季宣传册里,印的是NSO“国家交响乐团”。

　　这有点像大陆的一个单位两块招牌。“台湾爱乐”是对外别名,乐团隶属中正文化中心。中正文化中心又隶属“教育部”,是台湾“国家音乐厅和国家戏剧院”的经营管理单位,在大陆则有一个“权宜”的别称“台湾两厅院”。“因为名称问题,从1997年到2007年,长达10年时间没法‘出国’演出。”这次带团来广州的“台湾爱乐”执行长邱瑗说。

　　把台湾文化带出去

　　16日晚上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演奏马勒时,高灵风坐在低音管合奏员的第二个位置。那个“合奏员”的位置她呆了22年没有变。

　　1989年高灵风从法国留学回到台北,恰逢“联合实验管弦乐团”招考一个低音管手的岗位。她考取了这个位置。

　　台湾“教育部”于1986年抽调几所大学的师生组成“联合实验管弦乐团”,乐团团长一度由台湾师大校长、“教育部”次长、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中正文化中心主任担任。1994年,“教育部”认为“实验”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将乐团改名为“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简称NSO“国家交响乐团”。

　　改为NSO后,1997年,高灵风随团去了柏林、巴黎、维也纳巡演。“那个时候尽管台湾有钱,但乐团还不是很精良,‘出国’演出,也大都停留在‘慰问侨胞’演出的水平。”邱瑗说。因为乐团名称上有了“国家”二字,除了慰问“侨胞”,就没法再出去了。2004年,“两厅院”改制为行政法人。次年,乐团并入“两厅院”成为其附设团队,开始了“弹性外交”下的权宜措施。过去‘教育部’不让乐团改名,觉得即使不出去,也不能丢了面子。”2006年出任NSO执行长的邱瑗,认为“出国”演出对于一个乐团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每个音乐厅的声音场域、耳朵的每次调适力、声音控制、位置安排、演奏员彼此互动和声音传导,每一次都需要快速调适,没有这种训练是没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交响乐团”的。

　　于是,前任音乐总监提出了对外称呼“台湾爱乐”的建议,得到了董事会和“教育部”的默契:只在“出国”巡演必要时使用。有了这个别名,NSO积极规划“出国”访问。

　　“改名字‘出国’之后,没有遇到绿营的指责和压力,因为我下了一个口号:台湾爱乐、爱乐台湾———台湾爱乐交响乐团,代表着喜爱音乐的台湾人。”邱瑗说。

　　2007年,NSO应邀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本来返程时计划访问广州,邱瑗也到广州看了星海音乐厅的场地,并告诉邀请方名称是“台湾爱乐”,但星海音乐厅在演出手册上印的却是“台湾省国立交响乐团”,而且加了一句宣传语:“第一次回归祖国”。“确实是有‘台湾省立交响乐团’,是另一个单位。你说回归祖国,我们哪还敢来,回不去了。因为还是阿扁时代,就没有办法来了。”邱瑗说。

　　台湾有三个主要“公营性质”的交响乐团,“台湾爱乐”NSO是“国交”,前“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现在则是“国台交”(“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还有一个“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是“市交”。2008年“台湾爱乐”去了日本札幌、东京,本来北京奥运会时发出过邀请,但演出季已经排满,没有成行。今年5月去了香港,11月来到广州。“名称是代表,如果坚持名字,那就卡在那儿了,做出一些妥协,各退一步,邀请方也没有压力。”高灵风说,他们每次“出访”其实还有个责任,就是把台湾文化带出去,每次音乐会的第一首一定是台湾作曲家的本土作品。

　　“‘台湾爱乐’这个名字连我的家人也不知道,完全是出去时用的,乐团门口也没有挂这个牌子。我丈夫帮助我整理行李时,发现行李箱的贴纸上是‘台湾爱乐’字样,还问我:你们怎么变成‘台湾爱乐’了?”‘台湾爱乐’的低音管演奏员高灵风说。

　　11月16日晚,高灵风和她的95名“台湾爱乐”团员一起,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演出了马勒的“第五号交响曲”。

　　表面上,这只是“亚洲音乐节”的几个重头戏之一,实质上,这是“台湾爱乐”首次访问大陆,带着“破冰之旅”的符号。“台湾爱乐”在台湾是最高级的交响乐团。

　　在亚洲音乐节邀请方的宣传册里,印的是“台湾爱乐”；在受邀方带来的音乐季宣传册里,印的是NSO“国家交响乐团”。

　　这有点像大陆的一个单位两块招牌。“台湾爱乐”是对外别名,乐团隶属中正文化中心。中正文化中心又隶属“教育部”,是台湾“国家音乐厅和国家戏剧院”的经营管理单位,在大陆则有一个“权宜”的别称“台湾两厅院”。“因为名称问题,从1997年到2007年,长达10年时间没法‘出国’演出。”这次带团来广州的“台湾爱乐”执行长邱瑗说。

　　把台湾文化带出去

　　16日晚上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演奏马勒时,高灵风坐在低音管合奏员的第二个位置。那个“合奏员”的位置她呆了22年没有变。

　　1989年高灵风从法国留学回到台北,恰逢“联合实验管弦乐团”招考一个低音管手的岗位。她考取了这个位置。

　　台湾“教育部”于1986年抽调几所大学的师生组成“联合实验管弦乐团”,乐团团长一度由台湾师大校长、“教育部”次长、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中正文化中心主任担任。1994年,“教育部”认为“实验”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将乐团改名为“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简称NSO“国家交响乐团”。

　　改为NSO后,1997年,高灵风随团去了柏林、巴黎、维也纳巡演。“那个时候尽管台湾有钱,但乐团还不是很精良,‘出国’演出,也大都停留在‘慰问侨胞’演出的水平。”邱瑗说。因为乐团名称上有了“国家”二字,除了慰问“侨胞”,就没法再出去了。2004年,“两厅院”改制为行政法人。次年,乐团并入“两厅院”成为其附设团队,开始了“弹性外交”下的权宜措施。过去‘教育部’不让乐团改名,觉得即使不出去,也不能丢了面子。”2006年出任NSO执行长的邱瑗,认为“出国”演出对于一个乐团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每个音乐厅的声音场域、耳朵的每次调适力、声音控制、位置安排、演奏员彼此互动和声音传导,每一次都需要快速调适,没有这种训练是没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交响乐团”的。

　　于是,前任音乐总监提出了对外称呼“台湾爱乐”的建议,得到了董事会和“教育部”的默契:只在“出国”巡演必要时使用。有了这个别名,NSO积极规划“出国”访问。

　　“改名字‘出国’之后,没有遇到绿营的指责和压力,因为我下了一个口号:台湾爱乐、爱乐台湾———台湾爱乐交响乐团,代表着喜爱音乐的台湾人。”邱瑗说。

　　2007年,NSO应邀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本来返程时计划访问广州,邱瑗也到广州看了星海音乐厅的场地,并告诉邀请方名称是“台湾爱乐”,但星海音乐厅在演出手册上印的却是“台湾省国立交响乐团”,而且加了一句宣传语:“第一次回归祖国”。“确实是有‘台湾省立交响乐团’,是另一个单位。你说回归祖国,我们哪还敢来,回不去了。因为还是阿扁时代,就没有办法来了。”邱瑗说。

　　台湾有三个主要“公营性质”的交响乐团,“台湾爱乐”NSO是“国交”,前“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现在则是“国台交”(“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还有一个“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是“市交”。2008年“台湾爱乐”去了日本札幌、东京,本来北京奥运会时发出过邀请,但演出季已经排满,没有成行。今年5月去了香港,11月来到广州。“名称是代表,如果坚持名字,那就卡在那儿了,做出一些妥协,各退一步,邀请方也没有压力。”高灵风说,他们每次“出访”其实还有个责任,就是把台湾文化带出去,每次音乐会的第一首一定是台湾作曲家的本土作品。

　　大陆乐团“行动力惊人”

　　“台湾的交响乐团虽然从日据时代就打下基础,但是真正提升到专业水平,却是最近十几年的事。现在台湾乐界看待本土乐团,总算能从过往的社教公益团体,提升到有信心与世界等量齐观。”邱瑗说。2010年8月,新任音乐总监、旅德指挥家吕绍嘉筹划纪念马勒诞辰150周年和去世100周年“第五号交响曲”,9月在台湾演完,就把它带到了广州。NSO现任首席吴庭毓担任这个岗位22年了,和高灵风同一年从法国回来进的NSO。吴庭毓是一步步看着这个乐团的水平在成长和提升,跟国际级的音乐家合作,在做顶尖乐曲,从国外回台湾的音乐家很多进入了这个团体,有很多精英可供挑选。他刚回台湾的时候,外籍团员占的比例比较大,后来渐渐地被台湾人替代了。

　　在他看来,乐团真正有水平是近10年的事,前任音乐总监简文彬计划了一系列的曲目演出,听众渐渐接受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的东西,提升了音乐的精准度,五六年来,以瓦格纳系列、尼贝龙根指环、玫瑰骑士等为标记,显示乐团走向国际。而2007年代理音乐总监空缺期的艺术顾问德国裔指挥家根特·赫比希,则设立驻团作曲家制度,与莱茵歌剧院联合制作《卡门》。乐团每个演出季有80场次演出,包括交响乐、室内乐和歌剧。“以前受属性的限制,更多的是‘配合’‘两厅院’规划的演出,现在则走向更独立。如果以往乐团是追求音乐的精准度,那么,在吕绍嘉那里,则是音乐的流畅度。”吴庭毓说。

　　在高灵风眼里,新任音乐总监吕绍嘉这位“沉稳的音乐家”刚接手三个月,对未来则还“无法断言”。

　　但在邱瑗的蓝图中,NSO进入全世界20个顶尖级交响乐团之列的更具挑战性的希望,则落在吕绍嘉的肩上。“明年是NSO成立25周年,二十多年来,NSO完成的是从保守的公务体系内部的运作,逐渐大步朝专业与开放的职业乐团方向前进。”台湾交响乐的观众60%-65%是年轻人。“20年前是这样,20年后还是这样。最近几年来,银发族进来了,我宁可抓住50岁以上的观众。”邱瑗说,她1987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到“两厅院”工作,对台湾交响乐观众群较为熟悉。

　　为了吸引不同阶层的观众,她很支持吕绍嘉每次在音乐会中间加10分钟的新音乐,“20世纪的音乐对今天的人来说,也是100年前的东西了,应该改变一下总是18、19世纪音乐的制式化。”邱瑗说。

　　邱瑗感叹于大陆乐团的“行动力惊人”,有些组团不到一年的乐团频频出访。“大陆一些乐团在地方政府的金援下,经常出国巡演,但没有人深入考虑效益与演出观感。”邱瑗上任后,每年都邀请世界各地的乐评家到台北,“费用不多,但这就是我们跟其它乐团在国际营销上最大的不同点。”台湾乐团的音乐风格跟大陆乐团存在差异,“在我来看,尤其是吕绍嘉与根特·赫比希指挥‘台湾爱乐’的场次,音乐上细腻与深刻的程度还在香港爱乐之上呢。指挥是乐团最重要的指标。”邱瑗说。

　　改制后工资高了

　　高灵风在乐团的二十多年中,除了应对业务上鼎新的要求,2005年的“改制”是最大的转折点。

　　2005年“两厅院”改制成行政法人,相当于大陆的“事业单位”。“行政法人的优点,一个是人事弹性,不受公务人员聘任制度限制,一个是财务弹性运用的优点。因为两厅院是台湾第一个行政法人,也是大家最好奇、最令人期待的一个新的制度。除了由政府提供母金以利孳息外,每年政府再拨年度预算60%-65%的补助。”邱瑗说。

　　过去作为财政全额拨款的“公务单位”,NSO和其他公务单位一样,上班干多干少一个样,下班到点回家,让演出就演出。工资多少是看资历和学历,资历深的拿钱多,“不一定演奏得好”。高灵风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有什么压力,但“时间久了对音乐家没有好处”。

　　“改制后,如果你的状况不好,就可能遭到淘汰。改制当年,六分之一团员受到了调整,15个同事离开了。”高灵风说,被淘汰的人或主动离开,或被动离开,有的改行教书,有的移民了。现在,演奏员下班后还会把谱子复印了拿回家加班练。同时,新团员进来,带动乐团,使其他成员受到激励,2010年9月就进来了四个新演奏员。“懒惰是不行的了,改制后有严格合约,必须付出更多,为了票房,必须外接音乐会,而且越多越好,从这个方面看,现在大家更活跃了。”除此之外,团员都在做小型的室内乐演出,在正式的音乐会之外,还有“社会责任”的使命,要去台中、花莲、屏东县市甚至阿里山等地“下乡”演出,到大学推广古典音乐。高灵风是吹木管的,她就和五六个木管弦乐的同事组团出去开演奏讲座。“这些不是尽义务,都会在工资之外有加级。”“改制后,我的工资比以前多了。”高灵风说,“我们实行欧洲乐团的席位制,在什么位置拿什么钱。乐团首席、声部首席、副首席和合奏员的岗位在招考的时候明码标价。再加上演出场次的加级。木管和铜管声部原来各有三个演奏员,现在增加到四个了。初建时乐团有70多个编制,现在达到96个。改制后,招考新人的权力下放到各个声部,但音乐总监有最后的否决权。”“有些人考进来的时候是首席,后来因为身体或家庭的原因,往下走,选择普通演奏员的角色,宁肯工资少一些。首席的压力是最大的,带领全体演奏员排练,确定弓法和调整音色等,首席的谱子是不一样的,拉的音色更厚一些。”高灵风说,她也没有在岗位上“提升”自己的想法。

　　和公立交响乐团的“国台交”、“市交”相比,初进NSO的新进团员(不论学历)工资平均高出30%。但在其他两个未改制的同行单位,同等位置的人如果年限熬过15年,就会比NSO的拿得高,退休金也享受公务人员退休待遇,比一般老退人员要优厚。

　　“我们的节目规划与营运方向完全由音乐总监主导,执行长则针对音乐总监的构想制定执行策略、编列预算与资金筹措。”邱瑗说,改制后,因为乐团有30%到35%的经费要自筹,金融危机以来,筹款的压力是不小的。“而且财政拨款金额是逐渐递减的,前三年是70%,之后逐年递减,明年将是60%。”不可能都免费赠票,也不能总是打折,邱瑗采取门票加增值的方式吸引观众,可以听讲座,看彩排,参与抽奖活动,最高奖项欧洲来回机票一张,买套票的观众更有许多赠礼:系列专书、CD、DVD、化妆品试用包等。除了赞助外,筹款的主要方式是“外接演出”,就是企业包场。邱瑗说,不像美国的乐团都是私人基金会赞助的,乐团有工会与资方抗衡,“台湾爱乐”更接近欧洲乐团的体制,即政府拨款加企业赞助,此外“台湾爱乐”也成立了“演奏员委员会”,参与乐团人事管理条例的制定及团员福利、工作规范等议题讨论。乐团成员现在讨论多的是“演出太繁,工作时间太长”。

　　高灵风也知道,这也是市场压力导致的一个全世界的趋势。伦敦爱乐就采取一个乐团两个牌子,一个做严肃的古典音乐,一个去做典礼开幕,出唱片,给歌星伴奏。“必须赚这个钱,这个钱好赚。”她说。但她觉得应该“拿捏分寸”,一个可以接受的度,“一年可能不要超过10场的外接演出”。

　　高灵风这两年参与了“台湾爱乐”的一些外接演出。比如给宝马汽车多少周年的庆祝典礼这种,“这些都必须去演出,但指挥、曲目,没有办法自己控制,必须妥协、忍耐一下”。她觉得这种外接演出越多不见得越好。企业外接音乐会,对音乐家来说可能有些问题,比如,“瑞士名表给了很多钱,提出让一个西班牙女音乐家来演出,可能是总经理的女儿,结果完全一塌糊涂,没有一个规范去规范,不尊重音乐家,演出就照顾不到细节了。”她认为压力越大,越应该谨慎,不可以滥接,“到目前为止还可以。”高灵风说,“不能总是马勒全套,一场两三千人,音乐必须走入人群,雅俗共赏,有一些比较不容易做,艰深、小众的音乐会在做企划时就被推掉,卖票不好看,没有几个人。”（记者朱又可）

　　大陆乐团“行动力惊人”

　　“台湾的交响乐团虽然从日据时代就打下基础,但是真正提升到专业水平,却是最近十几年的事。现在台湾乐界看待本土乐团,总算能从过往的社教公益团体,提升到有信心与世界等量齐观。”邱瑗说。2010年8月,新任音乐总监、旅德指挥家吕绍嘉筹划纪念马勒诞辰150周年和去世100周年“第五号交响曲”,9月在台湾演完,就把它带到了广州。NSO现任首席吴庭毓担任这个岗位22年了,和高灵风同一年从法国回来进的NSO。吴庭毓是一步步看着这个乐团的水平在成长和提升,跟国际级的音乐家合作,在做顶尖乐曲,从国外回台湾的音乐家很多进入了这个团体,有很多精英可供挑选。他刚回台湾的时候,外籍团员占的比例比较大,后来渐渐地被台湾人替代了。

　　在他看来,乐团真正有水平是近10年的事,前任音乐总监简文彬计划了一系列的曲目演出,听众渐渐接受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的东西,提升了音乐的精准度,五六年来,以瓦格纳系列、尼贝龙根指环、玫瑰骑士等为标记,显示乐团走向国际。而2007年代理音乐总监空缺期的艺术顾问德国裔指挥家根特·赫比希,则设立驻团作曲家制度,与莱茵歌剧院联合制作《卡门》。乐团每个演出季有80场次演出,包括交响乐、室内乐和歌剧。“以前受属性的限制,更多的是‘配合’‘两厅院’规划的演出,现在则走向更独立。如果以往乐团是追求音乐的精准度,那么,在吕绍嘉那里,则是音乐的流畅度。”吴庭毓说。

　　在高灵风眼里,新任音乐总监吕绍嘉这位“沉稳的音乐家”刚接手三个月,对未来则还“无法断言”。

　　但在邱瑗的蓝图中,NSO进入全世界20个顶尖级交响乐团之列的更具挑战性的希望,则落在吕绍嘉的肩上。“明年是NSO成立25周年,二十多年来,NSO完成的是从保守的公务体系内部的运作,逐渐大步朝专业与开放的职业乐团方向前进。”台湾交响乐的观众60%-65%是年轻人。“20年前是这样,20年后还是这样。最近几年来,银发族进来了,我宁可抓住50岁以上的观众。”邱瑗说,她1987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到“两厅院”工作,对台湾交响乐观众群较为熟悉。

　　为了吸引不同阶层的观众,她很支持吕绍嘉每次在音乐会中间加10分钟的新音乐,“20世纪的音乐对今天的人来说,也是100年前的东西了,应该改变一下总是18、19世纪音乐的制式化。”邱瑗说。

　　邱瑗感叹于大陆乐团的“行动力惊人”,有些组团不到一年的乐团频频出访。“大陆一些乐团在地方政府的金援下,经常出国巡演,但没有人深入考虑效益与演出观感。”邱瑗上任后,每年都邀请世界各地的乐评家到台北,“费用不多,但这就是我们跟其它乐团在国际营销上最大的不同点。”台湾乐团的音乐风格跟大陆乐团存在差异,“在我来看,尤其是吕绍嘉与根特·赫比希指挥‘台湾爱乐’的场次,音乐上细腻与深刻的程度还在香港爱乐之上呢。指挥是乐团最重要的指标。”邱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