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彭林

　　简介: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史等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三礼》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

　　■引言: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但是这“礼”包含着“乐”，讲得周备一点，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礼记·乐记》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只有把“礼”和“乐”的真谛都得到了，才是有德之人。其中的道理何在呢？我今天就来谈一谈。

　　全世界无论哪个地区、哪个民族，它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认识音乐，用音乐自娱、互娱或者娱神。但是，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把音乐作为教化的工具。《礼记·经解》提到孔子的六经之教，其中，以礼为教称为“礼教”，以乐为教称为“乐教”。在中国文化中，“乐”不仅是娱乐的手段，而且是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

　　上古音乐成就及儒家音乐理论

　　中国是音乐发端非常早的国度，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音乐的起源可以上溯至黄帝。相传黄帝时有许多创造，其中之一就是发明了十二律。音乐中有1(哆)、2(来)、3(咪)、4(发)、5(嗦)、6(拉)、7(西)等七声音阶，它们之间的音高是不平均的，有两个半音，在一个复杂的演奏当中，需要把这个七声音阶平均起来，才可以旋宫转调，它的基础就是把七声音阶分割成十二律。

　　《尚书·尧典》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敖。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当时舜帝任命了一批官员，其中一位名叫“夔”，职责是“典乐”。夔掌管音乐，主要是教育“胄子”，使他们通过学习音乐，正直而温和，宽厚而懂得敬畏，刚毅而不暴虐，行事简而无敖。“八音克谐”，就是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种材料制作的乐器在一起奏响也能和谐。

　　中国人懂得和谐的道理是从音乐开始的。整个社会由不同的人组成，不同特长、不同思想的人在一起，能做到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好比“笙”的七根管子，高低、粗细、大小不同，但能围绕着主旋律吹奏出和谐的曲子。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不要求同一，但能在大主题下追求和谐。既保留个性，又能找到共性。夔说，啊！我很高兴，我重重地敲编磬(石)，一奏起乐，凤凰来仪，鸟兽皆舞，天下一片和谐景象。

　　上述关于尧舜时代音乐生活的记载，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怀疑，四千多年前的中国，音乐水平有这么高吗？然而，考古学提供了大量可以佐证的材料，仅举几例。比如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贾湖文化大约距今七千到九千年，比仰韶文化还要早。贾湖遗址发现了16支用鹤类的肢骨制作的笛子，先民将鹤的腿骨两端截掉，在一侧钻6~8个孔，但没有吹孔，也没有贴膜的孔。实验演奏证明，需要直着吹，吹时口与管壁形成一个角度，把气吹到内壁上，使笛子内部产生气流震荡而发声。经过仪器测音，其中的20号骨笛，音准相当精确。这些笛子手工制作，孔与孔之间距离不等，说明已经懂得某种数理关系，知道距离和音高是有联系的，且每个孔位都做有记号，不断调整，以求最佳音准。有的小孔只比针眼大一点，很难想象它是用什么工具钻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再如殷墟出土的一件五孔陶埙，已经具备十一个半音，离十二律只有一步之遥。

　　更有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曾，是古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诸侯国，国君的名字叫“乙”。这套编钟共64枚，分3层悬挂在铜木结构的钟架上，编钟与铜构件的总重量达4400公斤。编钟是合瓦型的，敲击钟的中间和两侧会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称为“双音钟”。钟体多有铭文，注明该钟的音高以及与有关国家音律的对应关系。编钟的音域宽广，跨五个八度(现代钢琴为七个八度)，中心区域可以旋宫转调。两千多年前，小小的曾国的乐器就已发达到这种程度，当时诸侯、天子的乐器，水平又将是如何，简直令人不敢想象。

　　古代群众性的歌唱活动也非常普及，著名歌手史不绝书。《列子·汤问》提到，薛谭到秦青门下学习唱歌，一段时间之后，自我感觉特好，故不想再学，欲辞别老师。老师很伤感，在郊外为他饯行。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连白云都停下来听他唱。薛谭非常惭愧，自知浅薄，便留下来继续跟老师学习。

　　《列子·汤问》还提到民间女歌手韩娥，她游历到齐国，最后断粮了，就在临淄城下唱歌求食，她美妙婉转的歌声吸引来很多民众，人们纷纷赠以食粮。她离开之后三天，当地人们发现，家里梁上还回荡着她的歌声，这就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典故的来历。

　　《昭明文选》里《宋玉对楚王问》记载，有客在郢中唱歌，一开始唱《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达数千人；接着唱《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犹有数百人之多；最后唱《阳春白雪》，音调高亢，国中属而和者依然有数十人。当时群众性歌咏活动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尤其可贵的是，春秋战国之际，在器乐、声乐都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以后，学术界开始研究音乐理论，包括音乐的起源、分类、功用、社会价值等，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堪与古希腊音乐思想媲美的音乐理论，它的代表作便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乐记》篇。

　　提到音乐，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之类的道具，《乐记》说，这些不过是音乐的外在形式，属于“乐之末节”，不是音乐的本质，所以，“童者舞之”，让舞童去操演便是。音乐的本质究竟何在？儒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中“声、音、乐三分”的理论，是儒家音乐思想的核心。

　　音乐的起源与人的心理、情感活动密切相关。《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人是有着丰富情感的动物，人心被外物打动后，情感随之而起，并且会“形於声”。《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动于中而后会形于言，如果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情感，就会“嗟叹之”；如果觉得还不足，就会“永歌之”，甚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人的情感一层一层地渐次高涨，就形成了各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情动于中”而“形于声”，用“声”表达情感，是音乐的最低层次，想要吼一嗓子，把心声喊出来。“声”，是最低的层次，单调，直白，没有审美情趣，连动物都能感知。

　　古人通过长期的探索，发现了七声音阶。藉由七声音阶，以及调门和旋律等技术手段创作的乐曲，表达的情感更加丰富、生动，具有审美价值，更容易打动人心。“声成文，谓之音”，“文”是文采，是艺术规律，由此形成的“音”，是高于“声”的第二个层次，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音乐。

　　音乐的种类很多，或者庄严，或者典雅，或者颓废，或者放荡。不同的音乐，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好的音乐催人向上，让人的心智、理想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也有的音乐让人沉溺不起。因此，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人的气质也会随之改变。

　　儒家认为，“音”的范围太过宽泛，良莠不齐，理应有所区别，再作细分，把那些内容健康纯正，风格典雅，能体现道德教化的“音”单独提出来，这一层次格调最高，称为“乐”。《乐记》说“德音之谓乐”。“音”和“乐”很相近，都是七声音阶，都是根据一定的旋律、调门创作出来的，但是两者在本质上不同，有优劣、高下、精粗之别，这正是《乐记》中子夏说的“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所体现的思想。

　　《乐记》还讲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人不能没有快乐，人一快乐就自然而然地想跳舞或唱歌。君子关注的是，如何把握住娱乐活动中的道。一味追求感官的刺激与情绪的发泄，心性由此失去理性的把握，迷离惑乱，泛滥不归，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如果用道来制约，就能达到乐而不乱的境界。所以，要懂得“以道制欲”，倡导健康、高雅的歌曲，那么，社会风气才会端正。

　　《乐记》说:“德者，性之端也。”人心显露在外的，是德。人心的仁、义、理、智四端都是德的体现。“乐”是“德之华”。“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真正的乐，犹如道德之花，而道德是人性的开端。金、石、丝、竹，只是表达这种情感的器具。

　　《乐记》又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音”是人的心声，从“音”区别出来的“乐”，可以通伦理。禽兽只能感知“声”，人能创作“音”，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众庶由于受教育的机会不足，所以只懂得“音”而没法懂得更高层次的“乐”。君子真正懂得“乐”的精义与妙用。

　　有个典故，讥讽魏文侯知音而不知乐。魏文侯喜好附庸风雅，有一天，他和孔子的学生子夏讨论音乐。他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总是担心会睡着；而“听郑魏之音”，就不知疲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就说，古乐“进旅退旅”，进退齐一，“和正以广”，表达的是平和中正之道。“弦匏笙簧，会守拊鼓，”用的都是非常正的乐器，互相配合，没有奸声。君子聆听到此，可以说出古乐的义理，然后想到文武之道，想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新乐不然，行伍杂乱尊卑不别，一曲终了，君子不知所云。“此新乐之发也”，非常之肤浅。最后子夏讥笑魏文侯，“今君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你不懂什么叫乐，所以听了会睡觉。《乐记》说，如果你连“声”都不懂，那怎么讨论“音”？如果连“音”都不懂，又怎么讨论“乐”？懂得“乐”的人，就一定懂得“礼”。在先秦文献中，“德”与“得”可以互训，得到事物真谛的人，才是有德之人，所以说“德者，得也”。礼使人的行为合于道德理性，乐使人的心性中正平和。按照“礼乐”的要求来生活，便能内外兼修，成为德性高尚的君子，所以《乐记》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

　　音乐通乎政

　　古代君子特别注重音乐的社会教化作用。

　　音乐与为政得失、社会风气好坏紧密相关。街上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就可以知道民风如何。如苏州人说话，吴侬软语，评弹从内容到唱腔都是缠绵悱恻，所以当地民风柔弱，多出才子佳人，鲜出武将。西北则完全不同，秦腔激越高亢，人们每每在田间吼着嗓子唱，所以民风就比较刚烈。民风与音乐有关，这是不争的事实。人在唱歌之时，内心必然受到熏陶，天长日久，就会随之转移，所谓“润物细无声”，就是这个道理。

　　《吕氏春秋·音初》说“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听听当地流行的民歌，可以知道民众的志向，他们崇尚什么，道德水准如何。所以一个社会的盛衰，一个人是贤还是不肖，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看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就不难洞悉，通过音乐可以观察到非常深的问题，所以《吕氏春秋》又说“音乐通乎政”。

　　《礼记·王制》记载，上古君王要定期巡守四方，了解风俗人情。所到之处，地方官员要述职，内容之一，是展示当地的民歌。音乐能够反映民情。《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有道之君，上下和乐，民声一定安详愉悦，清正典雅。反之，昏君当道，其政乖违，民生困顿，民声必定怨而怒之。至于行将灭亡的国家，民生困顿，民声必然怨恨。

　　历史上圣明时代，必定有时代颂歌，有史诗般的歌曲出现。相传黄帝时代的乐章叫《咸池》，颛顼的乐章叫《承云》，帝喾的乐章叫《唐歌》，尧的乐章叫《大章》。这种标志性的时代乐章，称之为“圣乐”。

　　除了尧舜这些传说中的圣贤之外，但凡有功于天下百姓的，也会留下歌颂他们的乐章。如大禹治水，万民欢欣，留下的乐章叫《夏迭》；汤商伐桀，除暴安良，留下的乐章叫《大护》、《晨露》；武王克商后，周公作的乐章叫《大武》。王国维先生曾有论文专门考证《大武》乐章。成王时，殷民叛乱，周人曾用大象冲锋陷阵，所作的乐章叫《三象》。

　　《吕氏春秋·适音》说，“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把音乐与政治、与为政得失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

　　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社会风气非常之衰败，表现在音乐上，则是流行音乐的泛滥，其中郑国的郑声尤其糜烂淫荡。孔子对此非常生气。他反对这些格调低下的、不健康的音乐，他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朱色是正色，紫色不是，但是人们不喜欢正色，反而喜欢不正的颜色，紫色把朱色的地位、影响都掩夺了。郑声就好比是紫色，把雅乐搞乱了。另外还有所谓“利口”，即能言善辩、巧言令色之徒，他们足以把国家给颠覆了。所以，孔子极其厌恶这不正的紫色、令人颓废的郑声，以及佞巧的“利口”。

　　需要指出的是，后史书上所说的“礼崩乐坏”，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没有音乐、没有乐器，而是说音乐的格调低下，乐手的乐器虽好、技巧虽高，但演奏的已经不是德音雅乐，而是靡靡之音，郑卫之声。儒家在分辨这些音乐的时候，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流行音乐的产生。在历史上，雅乐和流行音乐的较量都没停止过，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治理一个国家，最基本的问题是治民，民风民情淳朴敦厚，则社会安定，百业兴旺。但是人心难测，不易措手。此外，中国幅员辽阔，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古文明都无法相比的，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风俗歧异，难以统一。所以，古时曾有学者用“如朽索之驭六马”来比喻治理百姓的艰难。

　　在儒家文化的体系中，音乐的功用，从根本上讲是要解决人心的问题。《郭店楚简》讲:“凡学者，求其心为难。”要变化人的心最难，与人相交要得到彼此的心也最难。“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一个人虽然能把一件事做好，或者尽管做的是好事，但如果动机不正确，没有把心放正，就并不可贵。《郭店楚简》有两句话讲人心与音乐。一句是“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信”是真实的意思，心声是真实的感情，最能打动人，拨动人的心弦。另一句“乐之动心也，深郁陶”，乐能直接打动人心，深入人心。这是音乐的重要特点。孔子听了歌颂舜的乐曲《韶》，居然“三月不知肉味”，感慨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听好音乐能达到如此境界。

　　儒家认为，治民并不困难。《诗经》说“诱民孔易”，“诱”是诱导、教育，“孔”是非常的意思，诱导民众向上，其实很容易，因为人心本善，性情相同，经常听德音雅乐，是教化民众，敦厚社会风俗的最佳途径。教化，不是生硬地强迫百姓去认同，而是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愉悦的氛围中涵养德性，化民成俗，做到“民不教而自化”。

　　古人深谙此中奥妙，所以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场合推广乐教。例如周代每隔三年，各乡就要选举贤能之士，推荐给国君任用。在向国君举贤之前，要在乡学中举行“乡饮酒礼”。在整场礼仪活动中，一乡之人按照礼仪规定依序喝酒，而乐工在堂上堂下奏乐助兴，这些音乐经过精心选择。首先，乐工歌唱《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说的都是君臣之间的平和忠信之道。接着，笙奏《南陔》、《白华》、《华黍》，说的都是孝子奉养父母之道。然后，堂上、堂下轮奏，堂上鼓瑟唱《鱼丽》之歌，堂下笙奏《由庚》之曲；堂上鼓瑟唱《南有嘉鱼》之歌，堂下笙奏《崇丘》之曲；堂上鼓瑟唱《南山有台》之歌，堂下笙奏《由仪》之曲。最后器乐与声乐合起，奏唱《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说的都是人伦之道。一乡之人揖让升降，觥筹交错，涵咏于笙歌雅乐之中，润物细无声，为德音雅乐所化。

　　《礼记》说，“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这是发自内心的因“和”而生的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长幼之顺，也是发自内心之和；“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总之，社会各层面的和谐，都是通过德音雅乐的传唱来完成的。

　　中国传统文人抚琴弹曲，旨在陶冶心性，净化灵魂，追求意境是第一位的。因而在抚琴之前，要沐浴焚香，静坐入定。轻轻拨动琴弦，脑海里出现的是静谧的山林，有曲径通幽，松涛与瀑布声徐徐入耳，心灵宁静。由琴声导入，深深涵泳其中。一曲终了，灵魂如洗。要成为一位温良亲和、有品位的人，就要懂得这样用乐来谐和自己的心性。

　　《礼记·乐记》说:“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乐”是内心德行的体现，“礼”是防止行为出格的规范。“礼”和“乐”令你内外兼修，尽显君子风范。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乐团首席指挥李德伦痛感大学校园弥漫低俗音乐，严肃音乐几乎没有听众，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音乐家，他率领中央乐团走进北京各高校，亲自讲解交响乐的基本知识，并演奏西方古典乐章。每一乐章演奏完毕，全场鸦雀无声，半分钟后，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场的一位同学感叹地说:“心灵就像被洗过了一样。”心灵宁静、灵魂升华的感觉，油然而生。演出结束后，李德伦先生与笔者交谈时，引用《孝经》里的两句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足见李先生是一位懂得乐教理念，并且身体力行，将它付诸实施的音乐家。

　　古希腊著名学者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可以培养人的美德，可以治疗疾病，可见儒家的音乐思想与古希腊哲人的理念是相通的。时至今日，西方人依然非常重视青少年的古典音乐教育，认为这是人生教育的基础，所有孩子从小都接受系统的古典音乐，以此树立学生的文化根基，涵养贵族气质。

　　近年，关于音乐具有缓和人的情绪的功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报载，德国某个小镇的汽车站，等车者常常在此吵架。有人就提议，在那里装个喇叭放古典音乐。自那以后，吵架的现象明显下降。候车者听着巴赫、莫扎特的音乐，会跟着哼起来，吵架的心情随之消失。还有一则报道，说新加坡的监狱，每到放风时，都是囚徒寻衅闹事、打架斗殴的好机会，这在新加坡、香港的电影里时常可以看到，警官一来马上装作没事。后来，尝试在放风时放古典音乐，结果囚犯闹事者明显减少。此外，台湾的东海大学，一位女教师开设一门音乐欣赏课，一开始，课上的男同学都坐不住，但几堂课下来，这些学生都变得沉稳、安静了。这就是音乐的妙用。

　　遗憾的是，上述古人都懂的道理，我们偏偏浑然不知了。改革开放之初，西方音乐蜂拥而至，我们不加甄别，一概欢迎，某些低俗的、不健康的音乐，在我们有意无意的帮助下流行国中。我们甚至认为，音乐的本质是娱乐，是纯粹的个人行为，任何人无权干涉，因而放弃了引导大众的责任。之后，商业加入音乐文化生活，把收视率、票房价值作为衡量作品高下的唯一标准，一些高雅的作品遭到唾弃与排斥。笔者有一位朋友，立志在民间提倡高雅音乐，把《兰亭序》谱成曲，在小范围演唱，极受欢迎。但却很难进入国家媒体，原因是收视率不可能高！如今学声乐、器乐的孩子越来越多，但孩子的气象并没有整体提高。其原因是，不少家长让孩子学习音乐，纯粹出于孩子高考可以加分的功利目的，从而背离了音乐教育的本质，使之沦落为纯粹的“术”，令人扼腕长叹！

　　今之于古，时代不同了，但社会面临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变:如何让人的身心走向完美。从这一点而言，礼乐的社会价值依然没有过时。创作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德音雅乐，引领社会进步，依然是我们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