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打造出170个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自1958年成立起，成为一家以拉弦、吹管、弹拨、打击等各类民族乐器为主导产品的企业法人。
作为企业法人，在当今社会就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企业的根本目的是要充分体现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员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60年走过的道路，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手工作坊生产方式阶段，上世纪50年代合并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走过了计划经济年代，度过了文革的经济混乱衰退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改革中，企业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最后进入完全的市场经济。
60年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千变万化，民族乐器市场曾“三起三落”，有高潮，也有跌落，波浪式前进，反反复复。
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体制也在随之不断改变：
计划经济年代，企业只负责生产产品，不负责销售，按下达计划生产产品，产品交给文化用品公司即可；
文革时期，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企业经营管理无需成本核算，只需完成政治任务即可。
改革开放初期，十年浩劫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以及计划经济企业大锅饭所带来的体制弊病，再加上西洋音乐大量涌入对民族乐器市场的冲击，在上级“借庙躲雨，留根保苗”政策的指导下，企业不得不加工、开发生产过风车、彩蛋、木偶等外销工艺品和娱乐球，也曾研制了多功能直吹笛，引进流水线组装雅马哈电子琴等等。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代，人民温饱问题解决了，子女的素质教育提到日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到来，民族乐器“三起三落”的现象从此终止，出现连续数年直线上升的市场繁荣，与此同时，国家从原有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变成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大量个体手工生产者涌入民族乐器制造业，一大批国有民乐企业转制。唯有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仍然保持着国有集体所有制的格局，此时，企业一方面面对繁荣的民乐市场，一方面面对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态势。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60年来，尽管外部环境“风吹浪打”，企业产品不断变换，但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两条信念始终没有改变：
一是把握住民族乐器生产，老祖宗留下来传统文化产品不能丢；
二是一定要算经济帐，俗话说:“ 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上海民族乐器一厂60年来始终把经济核算放在企业管理最重要的地位上，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走出一条“经济强企”、“文化强企”、“科技强企”的发展道路。
根据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本部财务报表统计，2017年全厂员工436人，实现销售收入2.85亿元人民币，生产总产值2.485（包含子公司）亿元人民币，企业净资产3.3亿元，实现利润4874万元，企业上缴税费3778 万元，人均收入达到106041元。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60年来，职工人数基本未变，400人上下，用这些数字与建厂初期（1968年）相比以及与20年前（1998年）相比：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成立60年实现销售收入是建厂初期的97.6倍（1968年销售收入为292万元），是上世纪末（1998年）的7.2倍（1998年销售收入为3983万元）。
企业净资产是建厂初期的171.6倍（1968年企业总资产是194万元），是上世纪末（1998年）14.6倍（1998年企业总资产是2280万元）
企业实现利润是建厂初期的48.7倍（1968年企业实现利润是100万元），是上世纪末的79倍（1999年企业实现利润是61.7万元）。
企业人均收入是建厂初期的137倍（1969年年人均收入是773元）（如果扣除物价指数带来的影响，也相当于建厂初期的13.7倍），是上世纪末的6.74倍，（1998年企业职工年人均收入为15733元）（如果扣除物价指数带来的影响，也相当于1998年的3.37倍）
企业上缴国家税费是建厂初期的54.6倍（1968年是69万元），是上世纪末的17.6 倍（1998年企业上缴国家税费是215万元）。
通过以上经济指标可以确定，上海民族乐器一厂6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近20年来，有了更大变化。2013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变化更是非常明显。
从2013年到2017年，五年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销售收入增长60.9%，企业总资产增加78.6% ，实现利润增加148.5%，年人均收入增加159%。
这说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过程中，用文化营销的发展战略促进企业发展，获得了丰硕的经济效益。
用数据说话，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财政部下达的评价企业经济十大指标（销售利润率、资本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考核中，均保持在正常良性循环范围之中。
60年中，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是靠什么取得如此良好的经济效益呢？主要靠精打细算，大帐要算，小帐也要算，即使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不需要企业销售产品的年代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也在上海最繁华的街道，南京路上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门市部，自产自销民族乐器产品，曾被称为南京路上每平方米销售额最大的商店。近年来，仅12 平方米的南京东路门店每年可以实现销售各类产品1000（含税）万元以上，贡献毛利500多万元。
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搬迁到莘庄以后，企业在发展自身主导产品的同时，能够开源节流，将部分临街门面出租给商户，增加了企业收益。2003年，从莘庄搬至七宝后，置换所得的房屋每年也可以获得其他业务收入约128万元，这些都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经营效益。
记者给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算了一笔帐，以上这些赢利点对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不过是“小打小闹”、“毛毛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最主要的赢利点在哪里呢？
主要是通过新产品的开发，设备改造，技术创新、扩大产品市场覆盖面、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生产效率来获得利润。
1. 牵住企业赢利的牛鼻子，确立以古筝为企业主导产品。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作为传统综合性的民族乐器企业，企业常规生产的产品约四大类（拉弦、弹拨、吹管、打击），数十种产品（不包括外购），500余个规格品种。这些产品根据市场需求数量，原材料使用，技术难度，其成本差异较大，形成的利润也有所不同。过去企业经营指导思想是齐头并进，保持全部花色品种，一个也不能丢。王国振厂长上任以后，改变原有的经营思路，确立了企业以古筝、琵琶、二胡为主导产品，特别是以古筝为重中之重，下大力量投入，在厂房、设备、人员、工艺等方面进行创新改造，并赴河南兰考兴办企业、在上海松江设立新的生产基地，扩大古筝生产量，使古筝产品产量逐年增加，花色品种不断翻新，从最初（1958年）年生产量为40台，逐年增加，1970年为200台，1998年为8252台，从这以后，古筝产量突飞猛进，大幅增长，1999年达到11000台，2013年达到83015台，2017年上升至91261台。2017年古筝产量与建厂初期相比，增长2281倍，与上世纪末（1998年）相比，增长了11倍。
竹编琵琶
2.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以往民族乐器以价廉物美为产品特征，给人的印象总是低西洋乐器一等。在价格上总是高不上去。王国振厂长主持工作以后，明确提出，民族乐器要改变过去那种传统落后的形象，古筝要向“中国式钢琴”发展，二胡要成为“世界性乐器”，琵琶、阮要打造成“中国吉他”。民族乐器要用“改善音质音色”、“增加产品的工艺性”、“个性定制”、“优质优价”等方法策略要效益，满足客户和社会的需求。
目前，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古筝产品的花色品种达到325 个，各种规格型号约263 个，产品销售价格单价从几千元到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大约有高中低三个等级，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
竹编中阮
3. 扩大乐器产品的使用范围。
按照传统的概念，民族乐器是用来演奏和教学的，总的使用范围跑不出音乐这个圈子。但是王国振厂长说过多次，“要跳出民乐做民乐”，“要有世界的眼光，民族的情怀”、“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
王国振说的这些话是当今跨界经营，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的现代理念。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这一经营思路的指引下，企业产品导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原来传统的二胡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诞生了电声二胡，满足了流行音乐的需要；
民族乐器一面向大的方面发展，出现了巨型乐器，满足了博物馆和大型乐器展览会的需要；另一面向小型化发展，出现了微型礼品版乐器，满足了礼品、旅游品市场的需求；
民族乐器与演奏名家、制作大师相结合，出现了限量版乐器，满足了使用者收藏的需要；民族乐器与绘画、雕刻、漆器等传统工艺相结合，产生了工艺性乐器，满足了人们对乐器观赏的需求。
这些乐器扩大了原有的使用群体范围，市场应用面从过去单一的演奏教学群体有了极大拓宽，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可想而知的。
竹编二胡
4. 改变工艺，加快设备改造。
民族乐器传统的生产方式以手工生产为主，一件乐器少则几十道工序，多则百余道工序，生产工人要从头到尾，每道工序都会做。王国振厂长在扩大古筝生产时，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方式，把古筝生产的100多道工序进行分解，划整为零，改为流水作业，外购零部件进行二次加工。同时大力改造古筝的加工手段，研制新型设备，引进其它行业的设备加以重新改造，应用到古筝生产中来，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从前每个技术工人每月只能生产30台左右古筝，现在则达到100台。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可观而又惊人的经济效益指标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只能挂一漏万，60年弹指一挥间，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所创造的奇迹将给全社会和所有热爱民族音乐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本文转自：国音艺术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