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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街头艺人

编辑:xisimi
2018-07-31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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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第一批8人,到今年5月的123人,每个周末在静安、长宁、徐汇、虹口的16个表演点,上海街头艺人已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道独特文化景观。视觉中国供图

  俞涵译和妻子刘丽媛上周日的街头演出泡汤了,因为一场台风。
  俞涵译深感惋惜,但街头艺人本就是“靠天吃饭”的职业,计划常常说变就变。
  7月20日下午,俞涵译早早来到静安公园。刘丽媛由于临时参加电话会议,没法赶来,俞涵译得更换搭档。他话不多,见上一摊演出即将结束,就默默摆好自己的设备,踩着一双飞跃鞋,脚步轻快,动作利索。
  7月的上海潮湿闷热,演出19时开始,天色渐晚,路人来来往往,驻足的不少。为了方便看清琴谱,俞涵译特意在谱架上别了一盏灯。蝉鸣声中,他拨动了吉他弦,一瞬间,人群聚拢。
  俞涵译夫妻在上海做街头艺人,如今已近两年。他们俩看似身份特殊,高学历海归,又是上海所有街头艺人中唯一一对“90后”夫妻档;细想却也寻常,不过是两位普普通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
  在申城,他们有不少同行者。2014年10月,上海首批8位持证街头艺人在静安区试点表演。今年5月,上海的持证街头艺人达到123人,每个周末在静安、长宁、徐汇、虹口这4个中心城区16个表演点进行逾百场次演出。诚如上海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所言,“上海的街头艺人作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共同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品牌的一部分”。
  当一座城市容得下街头艺术,当大街小巷都自然而然地弥漫文化气息,反过来,这些表演者也在传递这座城市的文化自信。
  走上街头
  如果按照正常轨迹,俞涵译本应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安安稳稳地当一名公务员。但他偏偏选择踏上另一条路。
  俞涵译现今是全职音乐人。演出时,他总爱戴一顶灰色的帽子,颇有些艺术家的气质。实际上,他学的是农业相关专业,和艺术丝毫沾不上边。
  而数年前在美国纽约和朋友拿起吉他随便玩玩的刘丽媛,也从未想过,回国后她在上海街头,竟“玩”出了一份事业。
  本职是商业地产分析师的刘丽媛最近在准备考CFA。工作几年,与她同届的很多同学朋友不是当了部门经理,就是升任主管。她和俞涵译倒是看得开。“这都是个人选择。我们羡慕别人收入高,人家也羡慕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俞涵译在一旁接话。
  2016年,刚到上海的俞涵译和刘丽媛在静安公园偶遇街头艺人的表演,第一次了解到上海“持证艺人”的存在。在上海,这群街头艺人的演出许可证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并管理。从2014年试点管理至今,在多个部门的配合下,管理日渐成熟。
  一回到家,俞涵译就上网搜索,恨不得立刻在上海的街头开唱。从夏到秋,他一有时间就坐在电脑前。直到10月,他终于刷出了开放申请的消息。“如果不是天天上网刷新,说不定就错过了申请。”
  街头艺人的文化程度往往较低?这早已是刻板成见。
  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张倩,是表演者,也是街头音乐的研究者。参加演出行业协会考核的当天,恰好是她的研究生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她冒着大雨从学校赶往协会,连毕业照也没来得及拍。
  去年夏天,张倩正式成为上海第8批街头艺人。她的第一次街艺表演,也在静安公园。几年前,正是因为《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这本书,她决定报考导师洛秦的研究生,学习音乐学理论。
  本科毕业的小元,“资历”老一些。2012年,他从IT公司辞职,拿着把吉他,过上了天天和城管“打游击”的日子。
  最开始的那段日子并不好过。人民广场,是小元最初站上街头演出的地方。为了方便每天表演,他将房子租在不远处。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除了床和桌子,还要腾出地方放键盘、话筒架、音箱。每次上街表演,连拖带拉,设备加起来得有七八十斤。一趟演出过后回到家,他的肩上全是包带勒出的红印。
  人民广场附近,路人来去匆匆,没太多人有闲心为他的歌声驻足。收入极其不稳定,正常情况下他一天能有两三百元,少的时候只有几十元。然而,很多时候,他倒更愿意选择人少的地点,不图挣钱,只想安稳地表演,即使完整地唱完一首歌也好。有时,余光瞥见管理人员过来,他装作没看见,硬着头皮唱下去。也有时候,好心的管理人员并不打断他,等他唱完歌,再说明情况,督促他离开。
  成为“正规军”
  每次演出,俞涵译都要带上两张“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小证挂在脖子上,大证摆在前方琴盒里,缺一不可。路人偶有好奇,会凑上前看,或是等一曲唱罢,前去询问。对于像他这样的街头艺人来说,这两张证,很多时候,代表着尊严和安全感。
  为了许可证,小元等了近7年。他清楚记得,在街头艺人面试现场,自己竟紧张到手抖。为了不让评委发现,他只能故作镇定假装调设备。“直到评委问可以开始了吗,我才稍稍平复,一时间都不知如何作答。”
  按理说,小元也不是没见过大场面,他曾经为汪峰的演唱会暖过场,大大小小的商演和驻唱经历过不少。“毕竟是盼了这么多年的愿望,快要实现时,总归是激动的。”
  面试当天,他和乐队的伙伴一同前去。“评委说,听我们的歌是一种享受。”虽然没有当场得知结果,但小元心里一块大石落了地。
  他们成为上海实行街头艺人管理以来,第一个以组合形式拿到许可证的街头艺人。
  由于许可证得之不易,每一次演出小元都格外珍惜。在他看来,这或许是一种责任感。“路人一看,这是拿了证的上海街头艺人,我就不仅仅代表我自己了。”
  上海的街头艺人在拿到证前,都会和演出行业协会签订“不定价”“不转让摊位”“不乞讨”“不扰民”等14项职业约定。看似是一种约束,但这些约定的存在,才能在包容多元文化发展、活跃城市艺术生态的前提下,让街头艺术规范发展,也让这些表演者更长久地驻足于上海的街头。
  在街头艺人外,小元还有另一重身份——督导员,需要协助艺人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他给记者发来一张静安公园演出排班表,表格上从周一到周日的15时到21时,都有乐队和手艺人在指定的演出地点表演。凡是自己演出,他总会提前一二十分钟到达演出场地。“如果迟到或是早退,两组表演没法接上,中间就空了档。”在小元眼中,这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在成都,今年4月29日起,街头艺术表演项目首批街头艺人正式持证上岗;在深圳,自2015年夏天,街头艺人开始持证变为“正规军”;在台北,街头艺人执照考试早在十余年前就启动,已累计核发街头艺人活动许可证1000多张,其中还有发行过唱片的艺人……
  目前就职于上海金融行业的李适,在墨尔本大学读研时,曾在墨尔本街头演出过1年有余。那时候,他一唱就是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
  在纽约读研时,刘丽媛住的公寓楼下,每天都有许多街头艺人在表演。东方面孔也不少,在纽约的地铁站里,她见过中国姑娘弹奏古筝。
  《2017年度美国文化追踪报告》显示的调查结果颇令人惊讶:在54%的受访者看来,公共空间和街头艺术都被定义为文化;而37%的人却没有把美术和设计类博物馆当成文化。显然,人们把文化体验拘泥于特定场所的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文化活动不再限于“大雅之堂”。
  前不久,小元和其他上海街头艺人完成了演出行业协会的半年考核。他不时会去网上搜索国外的街头表演,正思考着,乐队可以转变风格,有所突破。“没几个在街头演出的表演者是为了名利,更多人还是惦念着心中那份热爱。”
  表演之外
  连俞涵译自己都承认,能坚持下来的街头艺人,多是凭着一腔热情。一整年,在上海,真正适合街头艺人演出的天数加起来也不过一个月。
  冬天长时间站在街头,冷风好似钻进骨子里,刘丽媛的手常常被冻得通红,没法舒展开,好好弹琴。“我就先钻进旁边的店里,暖和一会儿,再继续。”
  好不容易盼到冬天过去,没过几天又迎来飘柳絮的日子,一唱歌,柳絮纷纷吃进嘴里。夏天,在大太阳下站不到半小时,汗水就冲掉了涂好的防晒霜。整场演出下来,刘丽媛所站的地上,汗水一滴滴,围成了一个圈。
  夫妻俩从未想过放弃。除了过年回家,他们几乎每个星期的演出都不曾缺席。
  长年累月在街头表演,小元被晒得皮肤黝黑。他指了指自己肤色不均的胳膊,“大夏天唱完歌回家,胳膊经常被晒到脱皮”。
  这些倒好,街头艺人更怕碰上梅雨季,有时拖着一堆设备刚赶到现场,还没架好乐器,大雨就哗啦啦落下,又得连忙收拾东西,生怕雨水弄坏了音箱。
  而且,在当下,不是所有路人都能理解街头艺术。
  俞涵译和刘丽媛演出时遇到过情绪激动的大叔,“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要出来做这个?”边说边冲上来收起他们摆在地上的吉他盒。
  更有街头艺人收到路人塞过来的馒头,想要还回去,追都追不上。刘丽媛哭笑不得,“可能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街头艺人就是卖唱的”。
  张倩偶尔会把自己在街头演出的视频和图片发到朋友圈,却很少告诉父母。每次分享做街头艺人的日常,她都会收到很多疑问——“好好的研究生毕业,不在办公室待着,为什么要去街头唱歌?”
  即便是同院校学音乐的同学,也有人对她做街头艺人表示不理解。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给朋友、同学解释,街头艺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学院派出身的很多同学,或许更向往音乐厅、歌剧院。但街头也同样是很好的舞台。”
  相较繁华路口,张倩更偏爱地铁里的音乐角,“没有风吹日晒,相对封闭的空间又能带来独特的回声”。在人少的地方唱歌,她觉得没什么不好,尽管收益少,她却不怎么在意,“就当是练习也好”。
  接触多了街头艺人这个群体,她经常会惊讶于很多人的音乐天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是专业出身,却有着很高的专业水准,绝对不是玩玩而已。”张倩很开心,当街头艺人的经历,让她见到了和学校里不一样的,来自街头的才华和创造力。
  有无限可能
  直播兴起后,小元和乐队伙伴将表演场地转移到直播间。在室内架起乐器,唱得轻松,收入来得也快。赚得最多的一次,因为唱了一位网友点的 《红日》,他们收到了网友连刷的3万多元礼物。小元有点慌,“我觉得不好意思,连忙让他别再刷”。
  在直播间唱了半年,虽然收入不菲,小元却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对着屏幕唱歌,看不到实实在在的观众,慢慢下来,整个表演连同人一起都是封闭的。”
  小元觉得,街头看似随意,面对的反倒是更严苛的观众,“在酒吧或是商演,观众可能并不在意你唱了什么; 但在街头,唱错了词或是弹错了音,观众都能轻易捕捉到,人群或许就散了”。
  如今,小元的乐队已经积攒一批忠实观众。每场演出结束,都有观众走上前交流,想交朋友的也挺多,后来他干脆给乐队弄了个二维码。当记者问起现在有多少粉丝时,小元不好意思地笑了,“算不上粉丝,大家都是朋友”。
  他不愿称这些观众为“粉丝”,“粉丝这个词太有距离感,他们更像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是音乐将我们聚在一起”。短短半年间,乐队的两个微信群里,已有600多名好友。
  每个星期排完演出表,小元都会第一时间发到微信群里,有人场场都来支持,和他们一样,在路边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朋友下了班从嘉定坐车赶来静安,可能刚到,听上一两首歌就结束了。来回折腾好几个小时,就为了支持我们。”
  还有初中生和老人找他学吉他,他一概义务教学。“大家熟了后,都变成认识的人,没必要收费。”
  去年,俞涵译和刘丽媛一起被评为十大杰出街头艺人。刘丽媛常常感慨自己很幸运:有爱摄影的阿姨场场不落,每次都专程赶来为他们拍照;有路人特意找到他们,邀请他们为自己的婚礼写歌。以此为灵感,工作室拓展了新业务。俞涵译的写歌效率挺高,灵感来了,一天就能创作出一首新歌。
  俞涵译说,有时他们会琢磨路人的口味。“比如说,静安公园的观众年龄层次偏高,经典歌曲唱得更多;而在虹口的月亮湾,我们可能会选择唱一些年轻人爱的民谣。”
  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坚持。去年,几部电视剧的歌曲大热,在街头每走几步便能听到,刘丽媛本想尝试,也许能吸引更多观众。“我们回家再仔细一看歌词,还是算了。”刘丽媛摇了摇头。“我们不会刻意迎合流行。比如,抖音里火的歌,并不适合我们唱。”
  街头成为他们检验原创歌曲最直接有效的现场。“写得好的歌,即使陌生,如果能引起共鸣,路人也愿意为你驻足。”俞涵译说,他们正在慢慢升级演出设备。起初,俞涵译只有简简单单的一把吉他,两年间花了2万多元,购置吉他、非洲鼓、布鲁斯口琴、专业音箱等设备,就为了给观众呈现更好的演出效果。
  刘丽媛在工作之余,偶尔也在公众号里写点随笔。她的公众号,名为“每一种可能性”。
  对于他们来说,在这座城市的生活中,本就有无限可能。 返回首页,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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