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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带着华乐融入本地社会

编辑:csm351
2009-08-11


  他们是原籍中国的华乐演奏家,就职于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无分国界,却一定要有风格,而他们正是在新加坡这个大舞台上,演奏出自己的风格。
  “华乐团音乐家故事系列”首先访问了华乐团二胡首席李宝顺和扬琴首席瞿建青,他们都来新超过十年,带着他们的音乐,融入了这个社会。
  二胡首席李宝顺:音乐艺术普及 新加坡初见成效
  李宝顺,新加坡华乐团二胡首席。1997年移居本地,和1996年正式组建的新加坡华乐团共同成长,到今年已经12年。目前,一家三口都是新加坡永久居民。
  李宝顺来自中国天津,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从6岁开始,就和哥哥一起学习拉小提琴,一年之后改学二胡。他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二胡专业,随后加入在中国极负盛名、代表民乐演奏最高水准的北京中央民族乐团。
  在北京中央民族乐团时,李宝顺很年轻就成为二胡首席,来新加坡之前,他已经是中国音乐家协会成员、国家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以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协会理事等。
  目前,他不仅在华乐团担任首席,同时还在多所学校担当教学工作。
  李宝顺认为,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对于音乐演奏及艺术培养,还是非常关注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学校及社会都给予大力支持。
  但是,不可否认的,有些学校及学生和家长,把加入学校华乐团,参加华乐比赛,当作是拿学分、拿奖牌的活动之一,这或许会制造华乐受重视的热闹假象,而实质则难免让人失望和担忧。
  不强迫女儿朝音乐方面发展
  李宝顺在1989年首次随团演出来到新加坡时,发现本地一些搞音乐的人的专职工作都在其他领域,音乐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却自学成才,把华乐搞得有模有样、有声有色。这给科班出身的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引发了一些比较和思考。
  如今长期生活、工作在本地,李宝顺说,女儿从1岁起,就随同父母移居本地,从小在这里成长并接受教育,显得本土化。尽管女儿对音乐的理解和喜爱比同龄人多一些,但是身为父亲的他决定顺其自然,并不刻意强迫孩子一定要向音乐方面发展。
  他举例说,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像郎朗这样的世界级年轻演奏家,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望子成龙、严格要求的父亲;郎朗父亲本身就是二胡演奏家,他对郎朗的倾心培养,严格要求,苛求责备,超乎常人想象。
  这说明首先,家长是有主动意识的;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社会环境允许,社会意识引导,才会有这样的奇迹发生。
只有培养出高端音乐人 新加坡才有国际影响力
  李宝顺曾随团到多个国家演出,对比国外其他地方的经验,李宝顺认为,新加坡在音乐艺术的全民普及方面,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初见成效。
  但他客观地说,在世界范围内,优秀音乐人才实在太多,只有培养出最杰出最优秀的高端音乐人,才会使新加坡产生国际影响力,才有国际竞争力。很显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专业氛围还不够,这意味着专业团体、专业演奏家还要更多些,专业知识要更深入,专业判断要更准确,专业评论要更广泛。
  扬琴首席瞿建青:培养一个本土音乐家很难
  瞿建青,新加坡华乐团扬琴首席。1994年举家移居本地,目前为新加坡公民。
  瞿建青原籍上海,移民本地有15年之久。她回忆说,1987年她首次应邀随团来新加坡演出,在那短暂停留的五天里,她看到斯文安静的新加坡人,在演奏会现场却给予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热情的观众甚至到酒店拜访,送来鲜花。
  20多年前资讯不发达,上海人对新加坡了解不深,在飞行数千公里之远的海外,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众多华人居住的国家,令她惊奇和倍感亲切。
  瞿建青的音乐生涯可谓一帆风顺。从小被学校选派到少年宫学习扬琴,父母亲也非常支持。后来到上海民族乐团工作,曾和闵惠芬(二胡)、顾冠仁(指挥)、龚一(古琴)等中国著名华乐演奏大家共事。
  1990年,受星海艺术团邀请,她第二次来到新加坡,这一次她以私人身份来访,并和本地音乐界朋友结下友谊。1994年,建青举家移居本地,开始了她的异乡音乐之路。 
  被新加坡的多元化文化特质吸引
  瞿建青说,音乐家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物质的吸引不是不重要,而是没有那么重要。最初吸引她来到新加坡的原因,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固然是一方面,但重要的是,她看到新加坡开放、充满活力、多元化的文化特质,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优势。
  她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并获得成功,可以让生命更有成就感和满足感,而新加坡的确给了她这样的机会。
  1997年,瞿建青首次代表新加坡参加世界扬琴大会,这是一个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国际音乐盛会;2003年,她被选为世界扬琴大会理事,身份则是来自新加坡。
  她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这些年来,她在渐进的移民融入过程中,逐渐克服了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认同问题,并于2005年成为新加坡公民。
  与潘耀田合作推动本土创作
  2008年,她和本地知名作曲家潘耀田合作,共同完成一张完全本地制造的扬琴曲创作专辑。
  瞿建青说,2005年到北京参加世界扬琴大会时,她别出心裁带去了潘耀田创作的、富有浓郁南洋风情的现代派抒情曲《船歌与联想》,立刻引起与会艺术家们的好奇和关注。一位波兰作曲家更直接走到台前询问出处,这一幕深刻打动了她,启发她进一步和作曲家合作推动本土创作,促成了这张完全本地制造的扬琴专辑的诞生。
  瞿建青认为,新加坡社会在华乐普及等基础教育工作方面成效明显,当文化艺术得到政府的支持与关注,自上而下就会有好的反应和表现。
  但是,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社会,这种行为准则是否适合艺术领域,就值得商榷。在本地,培养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很难,令人为难棘手的是,有时却不得不狠下心肠放弃有天赋的音乐人才。
  瞿建青曾有个学生,是名校高材生,她以艺术家的专业判断,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真正有音乐天赋的人才。这个孩子由衷热爱音乐,每次来上课,脸上绽满笑容,课堂上他会就乐曲、演奏,包括曲名、旋律、作曲家等提出很多问题,每次上完课,孩子几乎是一边哼着旋律,一边和老师告辞离去;他还曾在全国扬琴比赛中获奖,作为一名音乐导师,她感觉如获至宝。
  可是有一天,孩子的母亲上门找到瞿建青,明确告诉她,孩子是不可能走音乐这条路的。这番谈话让她内心挣扎痛苦很久,久久不能平复。
这个社会有强悍的规则体系
  瞿建青说,作为音乐家,可能心里只有音乐,装不下其他,而作为不在音乐世界的普通人,他们的心里除了音乐,还有很多看来更为实用的东西。这也无可厚非,只是身为音乐导师,面对这样一个有天赋的孩子,最终却必须服从现实,选择放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痛苦。
  她说,“由此看到,这个社会有着非常强悍的规则体系,最终人们都必须屈从于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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