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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的音乐太难懂?换一个角度走近这位“巨人”

编辑:csm351
2021-03-06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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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古斯塔夫·马勒逝世110周年,因而被称为“马勒年”。许多乐团与音乐家都将用音乐纪念这位“巨人”。

  马勒是仅有的真正同时称得上伟大指挥家和伟大作曲家的人,然而指挥家马勒的形象却不为人熟知。

  事实上,不懂得马勒的指挥艺术及其成就,就很难理解他音乐创作的追求和意义。

  一生纠结的矛盾马勒的艺术生涯主要体现于两个领域:指挥与作曲。作为指挥家,马勒无疑是成功的。1897年至1907年,他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担任艺术总监(首席指挥)期间,大胆启用年轻一代的歌唱家,鼓励具有创新意识的艺术家打造有先锋意味的舞台美术,改变歌剧演出及观剧传统中的一些陋习,比如废除剧院雇佣喝彩者等。尽管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他受到不少非议,但他卓越精湛的指挥艺术受到了同代人的高度评价。

  马勒的指挥生涯是他整个艺术人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形成他艺术观念、创作思维、音乐感觉和表现风格的核心基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懂得马勒的指挥艺术及其成就,就很难理解他音乐创作的追求和意义。

  纵览指挥家与指挥艺术的历史,马勒的地位极其特殊。作为一种以阐释(指导乐团演奏)他人音乐作品为己任的音乐人,职业指挥家的出现始于彪罗(1830-1894)。在彪罗之前的指挥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作曲家来兼任,他们的主要身份是作曲家,是音乐的原创者,指挥不过是他们的副业。柏辽兹、李斯特和瓦格纳都是这类“作曲家-指挥家”。

  从彪罗开始,一直到现今的职业化、专业性指挥艺术的演进中,这种“作曲家-指挥家”类型的音乐人已经愈来愈少,因为现代音乐演艺事业的专业性机制、技术性要求与职业化强度,已经迫使指挥家与作曲家“角色分离”,只有伯恩斯坦和布莱兹等极少数例外。

  马勒在世时,以其杰出的指挥艺术而扬名,作曲似乎是他的“副业”。这种“指挥家-作曲家”的身份实际上是他一生纠结的矛盾。一方面,他对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以及浪漫派的音乐杰作深怀敬意,以全身心的投入来展现这些音乐的精彩;另一方面,他又渴望用自己的作曲实践来加入伟大作曲家的行列。

  每年夏季,马勒都迫不及待地远离尘嚣,来到他的乡间别墅,也就是他的作曲小屋专心创作。这种游走于都市与乡村、探索于指挥与创作的生活,造就了他对音乐艺术和创作传统的特殊敏感与独特领悟。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在指挥与创作两头奔波的繁忙生活虽然消耗了他的体力、影响了他的健康,但对他的艺术积累与创作探索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具有正面意义的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从迄今为止的音乐历史来看,真正同时称得上“伟大指挥家”和“伟大作曲家”的仅有马勒一人。

  音乐的精髓不在音符之中由于时代的原因,我们无法直接感受马勒指挥艺术的魅力,但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献、资料中获取与此相关的信息。这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在那个时代最接近、最熟悉马勒指挥艺术的人的描述。在这些人中,布鲁诺·瓦尔特(1876-1962)关于马勒指挥艺术的言说应该最为可靠。在瓦尔特看来,马勒在指挥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对艺术的激情、对作品深入细致的研究、异常认真的排练。

  由于马勒在音乐、戏剧等多个领域都有丰厚的知识储备,这使他对“灿烂程度难以形容的”音乐作品充满敬佩之情,并以强烈的艺术激情投入到对作品的演绎之中。瓦尔特在《古斯塔夫·马勒》中写道:“马勒要求与他合作的人都必须绝对地忠实于总谱,绝对忠实于乐谱上标出的记号:速度、表情和力度记号。他的指挥简洁明快,他要求音乐绝对清晰。无论感情如何强烈,都不能伤害他掌握得恰到好处的节拍的准确性。”

  显然,马勒强调对乐谱符号的忠实和努力解读这些符号所蕴含的音乐意义,这是他准确传递作品的基础。为此,他陷入一生的苦恼中,他似乎从未满意过任何乐团的演奏,因为他对艺术完美的向往是一种无止境的苦苦探究。尽管在旁人看来,他指挥的演出已经相当完美了,但马勒内心却清楚,他的完美主义与他指挥的乐队之间所存在明显差距:“我遇见的每支乐队都有可怕的习惯或者说不合宜之处。他们不会读乐谱记号,于是违反了作品的力度变化或是隐蔽的内在节奏的神圣法则。”

  瓦尔特认为,马勒指挥风格的准确与清晰反映出他理解音乐的深度。马勒极富艺术哲理的名言是:“音乐的精髓并不在音符之中。”因此,他指挥艺术的美学真谛是:通过探寻乐谱中音符及各种符号的“所指”和“能指”,用融入演绎者自己的理解和艺术热情来揭示作品的蕴涵与美妙。

  这种个性化的音乐阐释曾深深打动瓦尔特,他对马勒指挥艺术的审思同样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思考:音乐的精髓、音乐的根本灵魂是伴随着他指挥时的巨大激情,个人倾诉的巨大效果和巨大的基本力量而展现出来的,因此有时会引起这样的怀疑:究竟是作曲家还是马勒在说话,他们二人中是谁的强大精神力量迫使另一人代替他唱出他的感情?马勒唯一的愿望无疑是揭示他人能探测的最大深度——实际上是作品自身的最大深度。

  有人问道:像他这样的演出所揭示的是演出者的灵魂,还是作曲者的灵魂,或者是两者的混合灵魂?这正是音乐再创造的奥妙之所在。在艺术中和在生活中一样,只有完全的个人愿望,完全的“我”才是合理的,才能促使我们探索作品的深度。
  马勒的创作小屋

  “我的时代终将来临”

  像贝多芬一样,作为作曲家的马勒也跨越了两个时代。如果说贝多芬的跨越展现了贯通“古典”与“浪漫”艺术底蕴时的顺遂和畅达,那么马勒的跨越则显露出连接“浪漫”与“现代”精神蕲求时的矛盾和艰难。

  处于时代碰撞中的“作曲家马勒”的身影全然没有指挥台上的马勒那么伟岸。在马勒生前,世俗眼光中的“作曲家马勒”是浮浅、陈腐、臃肿音乐的制造者。维也纳音乐界的保守势力质疑马勒的宏大叙事,拒绝他的交响华丽,有些人更以种种理由攻击他音乐中的混杂与粗野。

  尽管处于日落西山的浪漫主义黄昏,欧洲乐坛依然耐心地等待着在勃拉姆斯、布鲁克纳之后,能够出现传承、发扬德奥交响曲传统的大师,他们需要的依然是纯净的浪漫、崇高的雄伟和抒情的洒脱。然而,马勒交响曲的重量、厚度与深奥,粉碎了这些人的期待,他完全打破了那种貌似正宗的德奥交响曲传统“守护神”的浪漫幻想。所以,对“作曲家马勒”的认同感很难指望在那个时代得到真正的实现。

  马勒内心却非常清楚自己的音乐创作所具备的艺术价值和人文意义。他在世时就曾预言:“我的时代终将来临。”据马勒的妻子阿尔玛回忆,马勒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作品是“未来生活的一种先现音”。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勒辞世50多年后,他的音乐终于得以复兴。美国指挥家、作曲家伯恩斯坦以其激情澎湃、极具戏剧张力的个性化诠释颠覆了先前许多人对马勒交响曲的认识。“当提到马勒一词时,在我脑际自然浮现的形象便是一个跨在‘1900’这个奇妙的分界线上的巨人。他站立着,左脚坚定地扎根于他所热爱的19世纪,而右脚则没有那么坚定,在20世纪寻找稳固的土地。一些人认为他没有找到立足之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他没有在某处落下沉重的脚步,20世纪的音乐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伯恩斯坦的这通感言发表时,马勒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这样的高度评价在“马勒复兴”的初期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阅读这段感情真挚、形象生动的文字时,依然有着情感的共鸣,更有理性的沉思。

  今年是马勒辞世110周年。马勒有那么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马勒的音乐创作不仅“唱出了对19世纪浪漫主义最后的挽歌”,而且为20世纪现代主义奏响了嘹亮的序曲。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套用保罗·亨利·朗论及贝多芬时的说法:马勒也像雅努斯神一样有两张脸,一张脸面朝后,向浪漫主义做最后的告别;一张脸面朝前,向未来召唤,是20世纪音乐(尤其是新维也纳乐派)的领路人和导师。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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