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亮
　　■ 1992年9月，本文作者何亮亮和父亲母亲在上海某饭店留影
　　■ 版面上的各种节目单，都是著名散文家何为先生在当年听音乐会时收看收存的(注：本文作者何亮亮愿将文中提及的父亲留存的音乐会节目单捐赠。)
　　◆ 何亮亮
　　【作者简介】
　　何亮亮　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硕士学位。1988年初移居香港，先在香港《文汇报》当编辑、主笔，2001年初加盟香港凤凰卫视至今，主持节目有：《时事亮亮点》《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等。出版作品有：《八面来风——香港媒体面面观》《汪道涵传》等。
　　看到晚报8月23日刊登的《“老首席”之女来到演出现场》，文中提到上世纪40年代上海交响乐团在兰心大戏院演出的情景，不由想到家父当年是上交音乐会的常客，而且父亲留下一些当年音乐会的演出节目单。我于是打开保存着这些节目单的袋子，将节目单梳理一遍，从中可以一窥当年上海音乐生活。
　　这些节目单大约30份，印象中应该更多，但是年代久远，其间搬家多次，家父也已去世，无法再追寻，不过仅存的这些节目单，仍然很有意思。
　　77年前的柴可夫斯基音乐节
　　年代最早的是1940年5月的柴可夫斯基音乐节节目单。这是纪念柴氏诞辰一百周年而举办的音乐节，可能在中国甚至在亚洲都是第一次，后来这中国是否还有专门的柴可夫斯基音乐节，从网络搜索的结果来看，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因此77年前在上海举办的这个音乐节，就显得相当珍贵。
　　柴可夫斯基音乐节的节目单印刷精美，封面是柴氏的肖像，内容包括三场演出的详细内容、乐团和演员名单，均为中文与英文，还有一页是俄文。节目单穿插了不少广告，包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别克轿车、巴黎LENTHERIC唇膏、难民六合彩、锡兰宝石、渣打洋行代理的白马威士忌、菲亚特轿车和上海电话公司、雀巢咖啡等等，这些广告反映了当年上海经济生活的形形色色，殊有兴味。
　　柴可夫斯基音乐节包括三场演出，地点是兰心大戏院。
　　21日第一场是柴氏的室内乐作品与艺术歌曲，担纲的男低音是苏石林。苏石林是值得纪念的杰出艺术家。十月革命之后一部分俄罗斯文化界精英去西欧。也有部分来到中国，主要聚集在哈尔滨与上海，苏石林就是其中一员。说起苏石林，堪称中国声乐界的“教父”。苏石林（1894-1978）是优秀的男低音歌唱家和卓越的声乐教育家，他从小习小提琴，毕业于圣彼得堡皇家音乐学院声乐系之前即被聘为圣彼得堡歌剧院（今圣彼得堡基洛夫歌剧院）独唱演员。1924年苏石林离开俄罗斯来到东方，先在哈尔滨从事声乐教学与演出，1930年来到上海，从此定居沪上，直到1956年返回祖国。从36岁到62岁，人生最宝贵的盛年，苏石林是在上海度过的，也因此结下了与中国、与上海的不解之缘。苏石林在中国音乐界桃李满天下，郎毓秀、黄友葵、斯义桂、周小燕、杜矢甲、唐荣权、高芝兰、沈湘、李志曙、温可铮、董爱琳、魏启贤、孙家馨等等全部出于苏石林门下。家母徐光琳在抗战胜利后拜苏石林为师，走上了声乐演员的道路。
　　温可铮教授在谈到苏石林的时候说：“他是一位音乐界公认的声乐教育家，但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声乐艺术大师。有时，他在上课时，我对有些问题搞不懂，提出疑问，难用语言解释时他就示范着唱给我听，他那无与伦比的声音、技巧和对曲目的理解，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由此推想苏石林在上海的柴可夫斯基音乐节第一场演唱的柴氏艺术歌曲，一定非常精彩。苏石林演唱了5首歌曲，包括《夜》《祝福你森林》《只有他如饥似渴》《喧闹舞会的中心》以及《唐璜小夜曲》。柴氏的交响乐、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芭蕾舞曲广为人知，他的艺术歌曲同样是世界音乐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天音乐会还包括柴氏的d小调弦乐四重奏、F大调钢琴变奏曲和a小调三重奏。
　　音乐节第二场是24日演出《天鹅湖》全剧，由俄罗斯芭蕾舞团演出，在节目单上，其名称是法文LE BALLET RUSSE，由来自法国蒙特卡罗芭蕾舞团的索科尔斯基等人创办，索科尔斯基就是当晚的主角之一。蒙特卡罗芭蕾舞团是世界名团，由俄罗斯芭蕾舞大师佳列耶夫（行内人称“佳爷”，可见其地位）在1923年创办。从节目单上参与《天鹅湖》众多表演者的名字几乎全部是俄罗斯人，当时居沪俄人约两万人，就能组成一个正规的芭蕾舞团，令人惊叹。
　　第三场是26日演出的交响音乐会，曲目包括柴氏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协奏曲（独奏者为来自德国的小提琴家阿德勒，即开头提到的“老首席”）、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六（悲怆）交响乐。
　　第二和第三场音乐会，均由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 ）伴奏和演出。
　　上海交响乐团与兰心大戏院
　　上海交响乐团前身工部局公共乐团成立于1879年，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日本最早的NHK交响乐团成立于1915年），曾数次易名，如这次柴可夫斯基音乐节的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
　　比较特别的是1942年至1943年的节目单。这时上海处于日本占领时期。有文章称当时上海的日本占领军当局将“上交”改名为“上海爱乐交响乐团”，但从家父保存的当时节目单（均用中英日文印刷），乐团的名称，无论中文还是日文的汉字，均为上海交响乐团，但英文为THE SHANGHAI PHILHRAMONIC ORCHESTRA，爱乐乐团应是从英文翻译而来。家父留存的这一时期的上海交响乐团1942年第一乐季、1943年第二乐季、1945年最后一个乐季以及同一时期但无年份的室内乐音乐会节目单，演出地点均在兰心大戏院；还有1943年7月3日与8月17日的露天音乐会，均在顾家宅花园演出。
　　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夏天的露天音乐演奏会节目单，包括：1940年8月18日在中山公园举办的“庆祝中山公园音乐厅首次公演”，节目包括两首欧洲歌剧序曲与女高音高芝兰演唱的意大利歌剧咏叹调、施特劳斯《玫瑰骑士》圆舞曲、孟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由曲目可知，当时上海的夏天音乐会水准甚高。
　　说起兰心大戏院，那是上海最早表演西方古典音乐的地方，从1934年起工部局乐团就在这里定期举办音乐会。兰心是旅沪英国人在清同治六年（1867年）在诺门路圆明园路口兴建的，英文名Lyceum Theatre, 同治十年3月毁于火灾。同治十三年重建于虎丘路，民国19年（1930年）迁建茂名南路现址，1931年2月开幕，称兰心大戏院，观众厅二层，设宽敞皮椅749座。1942年7月被日军封闭，后归为中华电影公司管理，1945年抗战胜利后，仍归英商管理。1951年改名上海艺术剧场。
　　1991年秋我回沪探视双亲，有一次和他们一起在茂名南路一带散步，当时兰心大戏院又恢复了原名，父母亲从中看到了上海在保存和恢复文化遗产方面的努力和进展。
　　回顾1940年5月的柴可夫斯基音乐节，是在非常特殊的时空环境中举办的。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河山，上海的租界成了孤岛，日本的铁蹄还没有进入，一方面地下抗日力量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积蓄实力，展开各种准备；另一方面上海市民的生活还在继续，包括对音乐生活的需求，因此有了这样一个在20世纪中国可能是唯一的柴可夫斯基音乐节。
　　从节目单看不同时期上海的音乐生活
　　昔日上海还有这样的音乐会：“上海大众口琴会”1940年10月26日的《口琴手风琴十周年纪念演奏大会》，地点是“法租界震旦大学”，演奏12首曲子，基本上都是西洋名曲如《威廉退尔序曲》《风流寡妇》选曲等等。参加演出的乐队全体成员超过60人，分为高中低音、前部、后部及高音、中音、低音手风琴，可见当时这种大众化的乐器爱好者甚多且音乐会有相当水准。家父会吹口琴，故在16岁时出席了这场音乐会，可能是他生平第一次。口琴在19世纪后期大规模生产并在欧美流行并传入在中国。石人望1929年在上海创办大众口琴会，口琴成为上海民众喜欢且容易获得与学习的乐器。现在似乎已经罕见专门的口琴音乐会了。
　　1944年5月12日沈湘首次举办的男高音独唱音乐会，同样是在兰心大戏院举行的，节目单只有英文，但是黄自的《玫瑰三愿》则以中文印出。
　　抗战胜利后的音乐会节目单，有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在1946年举办的第三、九、十、十三、十四、十五次露天演奏会，均在中山公园举行。当年的冬季音乐会，还是在兰心大戏院举行，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位“老首席”阿德勒担任了圣桑《引子与回旋随想曲》的独奏。
　　新中国成立后的音乐会节目单，第一份是1951年1月14日的《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第51次音乐会》，中间印着“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节目是穆索尔斯基的《霍万兴纳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独奏HERBET RUFF)以及舒曼的第一交响曲。
　　上海交响乐团的名字再次出现时是在1956或1957年的芬兰指挥家汉尼克宁指挥的交响音乐会，节目包括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名曲《芬兰颂》与第五交响曲，还有中国作曲家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与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地点是大光明电影院。
　　上海乐团交响乐团1954年的第一次音乐会，主题是德国古典音乐作品（美琪大戏院）；而1957年的第一次音乐会的主题，则是柴可夫斯基作品（长江大戏院）；1957年还有三场音乐会均以俄罗斯音乐为主，包括纪念格林卡逝世一百周年的音乐会，地点分别在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和美琪大戏院，指挥均为苏联指挥家迪利季耶夫，反映了当时的氛围。迪利季耶夫与夫人迪利季耶娃（上海合唱团合唱艺术指导）的告别音乐会，则是1958年7月6日在上海人委大礼堂举行的，曲目包括俄罗斯、西欧与中国的曲目。
　　音乐生活的点滴回忆与感想
　　翻阅这些节目单，我想起自己的音乐知识来自文字阅读。小时候就看到父亲保存的音乐会节目单，也阅读家中一些音乐书籍，如《我的音乐生活——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罗曼罗兰的《莫扎特传》（孙梁译，孙梁字纪廉，是家父的老友，钱钟书的关门子弟）等等。值得一记的有徐迟编译的《歌剧素描》，是家父少年时购买阅读且保留至今的，此书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共介绍了威尔第、托马斯、古诺、奥芬巴赫、比才、庞切利、普契尼、鲍依多、莱昂卡伐洛、马斯卡尼和马斯奈等十一个欧洲的歌剧作曲家，据说这是中国第一部介绍歌剧的书，经过超过80年的岁月，除了封面缺失，余皆完整。上世纪80年代徐迟和家父还曾经谈到过这部书，徐迟说他自己也没有此书的初版，家父即表示可将手头的《歌剧素描》相赠，但后来没有实现，不知何故。
　　“文革”后期我们全家在福州生活，住在省文联的机关宿舍。有一次偶然中宿舍附近的旧物堆放处发现一台唱机和一堆旧的古典音乐唱片，有些唱片是上世纪40年代美国出的，包括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和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也有些是50年代的如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还有上世纪50年代上海出的蓝色多瑙河合唱的唱片，母亲兴奋地说，她当年作为上海合唱团的演员参加了唱片的录制。于是我们在家中偷偷播放这些唱片，成为当时非常难得的音乐欣赏。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国电台的音乐节目，也是渠道之一。1977年中央乐团在一次电视直播的音乐会中，没有预告，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成为当时轰动国内外的新闻。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在北京读书时，北京开始恢复音乐会的举办。记得观赏过中央音乐学院师生演出的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葡萄牙古本江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以及特立尼达与多巴哥钢鼓乐团的演出，这个钢鼓乐团的曲目既有奔放的加勒比海音乐，也有古典音乐曲目，别开生面。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和来京开会的父亲一起观赏一个青年乐团的音乐会，曲目是古典音乐的名曲，但是从指挥举起指挥棒开始，就觉得不对头，那时我现场听过的音乐会屈指可数，父亲则是久违音乐会了，但我们都感觉到指挥力不从心，无法控制乐团，各种乐器的声响混杂无序，观众们发出了不满的嘘声，情形更加不堪。这场失败的音乐会，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一位优秀的指挥对于乐团是多么重要而难得。
　　现在观赏古典音乐真是太方便了。除了音乐会之外，音乐的成品从黑胶唱片、录音带、CD、DVD、MD到数码广播，用手机听音乐更是方便。互联网上的专门频道可以将全世界的古典音乐电台一网打尽，任君选择；You Tube会根据大数据，在电脑或智能电视上自动弹出使用者喜欢的作曲家、指挥家、乐团以及声乐家、钢琴家、小提琴家的各种版本的曲目（大部分是视频，余为录音），爱乐者真是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