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肇始之地，也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发祥地。从小提琴领域看，早在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时期，海菲兹、克莱斯勒等一批当时全球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就在上海登台演出，不仅上演经典名作，还频频演出作曲家最新作品，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音乐生活几乎与欧美同步。
　　而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中国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为小提琴民族化的发展作了许多大胆的尝试与努力。例如，脍炙人口、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该小组的探索成果之一。作为当年“中国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成员，丁芷诺教授应本报之邀，撰文写下她记忆中的上海小提琴往事。
　　西方音乐真正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在20世纪初期，通过萧友梅、李四光、马思聪等早期留学生，以及西方国家在中国所办的教会学校、传教士等的介绍，中国人才慢慢接受了小提琴这件美妙的乐器。1927年萧友梅在上海创立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上海音专，这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学院。上海工部局乐队虽建于19世纪末，但直到1917年后才有谭抒真等中国乐手加入。二战期间纳粹排犹，欧洲卓越的小提琴家卫登堡避难来到上海，他的名声迅速传开。陈宗晖、司徒家族（该家族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央乐团首席的司徒华城）、谭抒真、马思宏、窦立勋、毛楚恩等人都成了卫登堡的学生。萧友梅也请他在上海音专任教，当时卫登堡和其他犹太音乐家在上海、哈尔滨等地为中国的小提琴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1年，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前身——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贺绿汀等老一辈音乐家们深感学习音乐要从小开始，在新中国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当时，少年班招生的年龄是11、12岁，用现在的眼光看年龄已经很大了。那时学乐器的人非常少，用小提琴去考试的只有我一个，其实入学前我小提琴也是父亲丁善德用拉二胡的办法教的。俞丽拿、沈榕、戴丽华等几位同学当时则学过钢琴，还有一位同学学过二胡。剩下的大多数同学都是音乐“白丁”，通过唱一首歌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乐感、节奏感，老师以此判断他们能否够格考进少年班。入学之初，我们先学习基本乐理和钢琴，第二年老师根据大家手的条件，分别安排了七个人学小提琴，三个人学大提琴，其余人晚些时候再改学声乐、管乐、作曲等。我们在良好的音乐环境中受到了较为扎实的音乐教育。
　　据查，最早的中国小提琴标题性作品，是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19年留学时所写的《行路难》。马思聪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了《绥远组曲》等多部中国小提琴作品，其中《思乡曲》至今依然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小提琴曲之一。而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小提琴作品虽然出现了《新疆之春》《新春乐》《牧歌》《夏夜》等乐曲，但它们的知晓度限于专业圈范围，没有在社会上广泛流传。1958年，我是不满20岁的上海音乐学院一年级学生。在新中国激动人心的建设进程中，我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如何使中国的小提琴在世界上占有一席地位。有一天，曾在浙江越剧团拉过多年小提琴，对民族音乐很熟悉的进修生何占豪来找我。他说，自己想用小提琴拉瞎子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让我把它编成弦乐队版本。当时我和何占豪说我不会，何占豪就说“你父亲是作曲家，你应该会的”。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花了一个通宵写了一个版本，第二天同学们来上课排练时，我的小提琴老师赵志华正好听到，他问我这部作品是不是我改的。那时候我很紧张，生怕他因为我没练琴而不高兴。不料赵志华老师说：“非常好。”我高兴极了，接着我和同学、老师们又改编了《梆子风》《旱天雷》等乐曲，还组成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努力学习各种民族音乐。这对从小学西方音乐的我们来说，打开了又一座音乐宝库的大门。小组改编的乐曲极受欢迎，电台、出版社都来找我们。那时，学校组成了六个演出队，分别去浙江、安徽、江西、山东等地表演。许多农民都来听我们的音乐会演出，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小提琴，但因为是熟悉的中国曲调，有浙江山区的山民就很欢喜地表示，“这个扛在肩膀上的盒子，声音怪好听的”。后来，何占豪和作曲系学生陈钢合作，以越剧为素材写出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品演出后得到很大成功，被评论为“这是真正的中国交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