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结束，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人陆续回国。祖父有一对德国朋友希尔德·布兰特夫妇，他们在回国之际唯独对钢琴难以割舍。祖父说：“我的小孙女喜爱钢琴，你就把钢琴放在她那里吧。”我接到希尔德·布兰特夫人电话，飞一般地骑车赶到他们住所。那天我弹奏了巴赫《意大利协奏曲》和肖邦《叙事曲》。希尔德·布兰特夫人对我说：“你弹得真好！这台宝贝钢琴需要一个可靠的主人……”我终于拥有人生中第一台钢琴。

　　父亲也热爱音乐，但坚决反对我以钢琴为职业，拒绝为我付学费。我说：“学费我自己挣！”为跟随钢琴家、指挥家梅·帕契学琴，我需要教20个学生才能赚足学费。我白天骑车在不同地方给学生上课，晚上回家练琴到很晚。上海想学钢琴的人很多，大家口口相传，“有个小姑娘教钢琴，人好而且认真负责”。那一年我16岁，对“仁”的理解就是遇到一生笃信的美好，不懈追求，同时把这种付出努力的快乐分享给别人。

　　1949年，21岁的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任教。那时我对“仁”的思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一直渴望留学深造，所有手续准备齐全，我兴奋地蹦着和当时的院长贺绿汀说：“贺院长，我要去法国留学了！”贺院长说：“你别走！现在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需要你。”我说：“我去学两三年就回来。”贺院长说：“国家现在就需要你！”

　　“国家现在就需要你！”因为贺院长这句话，我决定留下来。贺院长对我说：“放心，国家会培养你的！”很快到了1951年，国家派我们去柏林参加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事后才知道，我获得的三等奖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的第一个钢琴奖项。活动结束后，我们又在海外巡演一年之久。这一年是我的人生转折点，让我有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回国后我就申请入团，4年后申请入党。

　　步入中年，我对“仁”的思考是“虽千万人吾往矣”。无论遭遇什么，我都坚持守住钢琴教育的种子。我们先后编纂的两册钢琴初级教材广为流传，给中国钢琴事业留下一粒火种。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钢琴事业空前发展，这也是我最忙碌的时期。此时我对“仁”的思考是“达则兼济天下”。1980年，我受邀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期间举办44场钢琴音乐会。我不仅诠释世界经典钢琴音乐，更展示中国的钢琴作品——能成为中国钢琴大使我很自豪，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钢琴音乐更使我骄傲。

　　1982年，我遭遇对一个钢琴家来说毁灭性的事故，右手三根手指被砸断。那是举行钢琴演奏会前夕，我帮助挪动一台老琴，琴腿突然脱落，我下意识去保护钢琴，结果右手被重重砸在琴下：中指、小指粉碎性骨折，无名指则从指甲根处被砸断。医生妙手，我的中指、小指得以保全，无名指则短了一截。这一阶段，我对“仁”的思考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手指功能恢复是大难关，若不尽早开始，将再无弹琴可能。恢复期间，手指残端只要碰到硬物就有如刀割，每次练琴都疼得满脸泪水。就这样，我一点点将笨拙的手指恢复过来。一年后，我举办重返舞台的音乐会，此后，又坚持登台演奏了20年，直到75岁。

　　手伤之后，我逐渐把事业重心转移到钢琴教学。此时钢琴予我对“仁”的思考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书育人是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事。我不拒绝任何一名慕名而来的学生。我教学生大多数情况下不收费，有的学生热爱钢琴但苦于没有琴，我会送或者借钢琴给学生。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一直记得贺院长那句话：“国家会培养你！”

　　今天看起来学琴的人很多，但我认为依然太少——我一直认为，音乐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接近音乐、走进艺术、感受美好的机会；我们专业音乐水平提高了，业余普及教育有待跟上。钢琴业余学习和专业教育不应割裂，而应互相促进。我们要更多地培养出热爱音乐的人，而不是仅仅制造出技术能手、比赛选手。每位钢琴家在技术上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的独特个性和音乐品性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我希望每个琴童都因为爱琴才走上学琴之路，长大后能成为钢琴艺术发展的支持者。

　　70多年过去，我从“钢琴姐姐”教成了“钢琴妈妈”“钢琴奶奶”，此时我对“仁”的思考是“心游于艺”，“道不远人”。我的一生通过钢琴实现了祖父对我的期望：“广施仁爱”。

　　感谢钢琴，感谢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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