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线音乐往事:收割、消失和重生

编辑:csm351
2021-02-08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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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界大佬同名的很多,比如张勇,又比如谢国民。叫谢国民的,一个是靠养鸡发家的泰国首富,一个是腾讯音乐帝国的最大推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者是决定中国在线音乐走向的关键人物。

  2012年,时任新浪音乐负责人的谢国民离职创办海洋音乐,做过律师的他自然觉得版权是个好生意。当时盗版横行,唱片公司缺钱,所以谢国民以低价签下了许多长期独家代理版权。

  这些版权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的砝码。海洋音乐和腾讯的音乐业务合并后,成立腾讯音乐,集齐了华纳、环球、索尼三大唱片公司的独家版权。

  自此,一种中国独有的音乐消费模式诞生,中国人的听歌自由被海外三大唱片公司牢牢把控。

  1、 黄金年代:一场群体式浪漫下过雨的晚自习,教室里非常安静,课桌抽屉底下藏着MP3,耳边滑过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这是80后关于音乐的记忆。

  2002年,百度上线百度MP3,通过电脑搜索就能在线试听和免费下载歌曲。慢慢的,PC端的音乐播放软件也开始兴盛,浩浩汤汤的创业潮来了。互联网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文艺的工程师们首先想到了用互联网分享发现好音乐。

  在上海,一个叫郑南岭的70后工程师,在给Winamp做汉化的工作。工作之余,郑南岭发布了一款叫做“MP3随身听”的软件,出于对陈慧娴《千千阙歌》的喜欢,改名为“千千静听”。无独有偶,不远处的黄晓杰也蠢蠢欲动,从虹软辞职创办了天天动听。

  在广州,谢振宇扔掉深圳招商银行做技术开发的铁饭碗,回到了广州。一个人、一台服务器开始人生第一次创业, 搜刮、酷狗相继诞生。

  在北京,带着“天才少年”“百度创始七剑客之一”标签的雷鸣,创办了酷我,发挥技术优势,将哼唱旋律自动识别歌曲做成了酷我的特色。

  在杭州,前阿里工程师王皓拉了几个哥们创办虾米,他们打心底想为中国音乐做一点事情,想让中国音乐人赚到钱。在阿里港股上市前夕离职,王皓和朋友决心不小、损失不少。

  即使如此,搭建理想世界的快感让人兴奋,这是属于音乐的黄金年代,一场群体式的浪漫狂欢。正如虾米宣布关闭的时候,很多人依然能回忆起那段光辉岁月。

  有人说,虾米是一座数字音乐的图书馆,而我除了是一位用户,也像这座图书馆的许多维护者之一;有人说,虾米是青春的见证,体验上不是单纯是听歌的地方,而是一个社区,提供了一个交流 “学术”的场所,在这里很有归属感。

  那时候音乐的权力在每个人自己手中。王皓甚至认为,当时虾米可以冲向国际,带领所有数字音乐平台一起向前走。

  只是,轰轰烈烈的版权大战来了,梦想随之戛然而止。

  2、 版权年代:钱都去哪儿了谁也没想到版权大战如此失控。

  盗版横行,一片混乱的互联网音乐市场亟需走向正规,但也因此引发了版权争夺战。在中国,大部分的音乐版权都掌握在环球、索尼、华纳三大唱片公司手中,“独家竞价+保底费”的版权模式让在线音乐平台不堪重压。

  就匠音乐创始人张昭轶在201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一批六位数的版权库从最初的百万级价格,到后来被炒到了千万元的级别。当时有媒体指出,几年来很多境外唱片公司版权费涨幅达到上百倍。即便如此,国内音乐平台也不得不咬牙购买,否则就要面对用户流失、入场券失效的巨大风险。

  三大唱片还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定价。以索尼唱片公司为例,同样的音乐内容,其对非洲16国收取的保底费一年不超过两百万,但卖到中国保底金却高达几亿元,差距达百倍之多。同一家版权公司的内容,中国公司要付出的价格竟然是美国公司的3倍之多。

  2017 年 10 月,国家版权局出台相应政策,要求几大在线音乐平台购买音乐版权应当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不得哄抬价格、恶性竞价,避免采购独家版权。

  但情况似乎并没有好转。有报道称,2015年时阿里音乐以一年2000万元的价格拿下华研国际的独家版权;到了2018年,华研国际独家版权的价格已经飙升至1.67亿元,比上一个授权周期翻了8倍多。

  版权费用已成为在线音乐平台最大的成本支出。某音乐平台相关人士透露,一年要付给三大唱片数亿元的版权费,但当中用户真正喜欢收听的音乐只有1%。

  许许多多的音乐平台在这场大战中败下阵来,有的嫁入豪门找靠山,千千静听卖身百度,天天动听被阿里巴巴收购,腾讯音乐投资了豆瓣FM……有的转做别的生意。九天音乐经营to B的版权经纪平台与商业授权方向,音悦台开始孵化练习生,但最后因为没有兑现培养练习生的承诺和拖欠款项,变成骗子和老赖。

  网易云音乐凭借社区氛围后来者卡位,但是也被版权卡住了脖子。

  再后来,多米、虾米死了,豆瓣音乐、音悦台都不见了。听歌要不同平台间切换,爆火的仿佛只有抖音神曲。我们再也没有等来下一个周杰伦,那个戴着MP3听《宁夏》的夏天早已不在了。

  3、 娱乐年代:还有人关心音乐吗?

  在很多人看来,21世纪的奢侈品不是收集物资,而是能够自由地选择精神世界。但目前至少关于音乐的精神享受,我们无从选择。

  首先,身处产业链条上游的音乐人,难以从版权中获得应有的收入,音乐人平均收入2000元就是佐证和讽刺。其次,三大唱片作为内容供应商旱涝保收,没有动力做好音乐。

  王皓在《坏蛋调频》的采访中认为,三大唱片公司不是唱片公司,它只是贸易公司——在全世界各地采购音乐,然后卖到全世界各地去。“三大唱片已经不介入音乐的生产本身了,只是做版权管理的工作,说白了就是收账。”

  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音乐制作变成了而流水线生产,一味迎合大众,没有创新和审美。一些音乐人愤懑地感叹,没有人在乎音乐了,音乐只是卖货、卖广告的导流工具。

  《晚点》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故事:被阿里收购之后,虾米被迫放娱乐新闻资讯、购物优惠券,有一个员工曾为此跟同事吵起来。“用户来是听歌的,不是为了抽你那 8 毛钱的天猫优惠券。”

  “我觉得你没有阿里味。” 对方怼得他哑口无言。

  这是版权费重压下的无奈之举,也是今日我们无法安安静静听歌的原因。在线音乐平台依靠音乐本身无法盈利,只能通过广告、直播、K歌、演出、票务、播客活下去。

  腾讯音乐集团招股书显示, 2018年营业收入超过170亿元,但主要的业务模式是以卡拉OK和音乐为中心的现场直播服务,流媒体付费用户的收入只占4%。

  而且面对中国版权大战陷入持续的消耗和拉锯,中国的唱片工业也无法挺直腰板。日本有索尼、爱贝克斯、J Storm,韩国有BIG HIT、JYP YG、SM等本土的唱片公司,中国头部艺人的歌曲版权都在海外三大唱片手中。

  “明日的中国流行音乐会是今日的戏曲。”虾米联合创始人朱七曾抛出过这个大胆的论断。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论断太过悲观,但一定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

  现在去回看中国在线音乐的往事,在国内率先开启独家版权收购的谢国民和同时在中国实行“独家竞价+保底费”模式的环球、索尼、华纳三大唱片公司,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

  谢国民在腾讯音乐上市后高位套现,如今拿了美国绿卡在美国追求新的人生,而三大唱片公司这些年也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纷纷开启了上市计划,华纳上市创下2020年美股最大IPO。

  兜兜转转,中国的音乐平台沦为了三大唱片的“打工人”,我们听什么还是外国人说了算,虾米倒下的身影,也只有用户感到遗憾和伤感,“打工人”终究拗不过资本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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