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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我在纽约演音乐剧

编辑:csmes
2018-08-11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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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舒妍(右二)与老师同学
文/沈熠晖 编辑/薛雍乐
纽约42街,时代广场。
       每个晚上,数十余部音乐剧或话剧作品在四十多家剧院中同时上演,讲述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这样热闹的场景中,亚洲故事和亚洲角色却是极少极少,提供给亚裔和亚洲演员的演出机会更是凤毛麟角。
近二十年来,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激发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梦想,在百老汇登台令人憧憬,有朝一日将这些经验带回中国更是很多人的希望,但完成这个梦想的道路异常崎岖坎坷——语言关,身份,文化背景……每一个关卡都如此难以攻克,可是依旧有人近乎固执地不愿放弃。
       他们的挣扎和崭露头角,并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扭转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误解,让更多西方人了解亚洲故事。
【讲述者:杨舒妍 美国纽约外百老汇音乐剧演员】

       我叫杨舒妍,21岁。高中刚毕业就跑来纽约学音乐剧了。现在马上要在外百老汇演一个音乐剧叫《慰安妇》,讲述的是二战时期被战争迫害的少女的故事。这是我作为音乐剧演员的第一部戏,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平凡的家庭,并不是什么艺术世家。只是爸爸喜欢音乐,什么样的音乐都喜欢。古典、爵士、摇滚……家里的柜子里码着各种各样的磁带、唱片、DVD。小小的我就跟着他听着他喜欢的唱片长大,炎炎的夏日伴着虫鸣,客厅的地上铺好了席子,我和妈妈还有爸爸就肩并肩躺下,音乐涓涓地流进我们的耳朵,连梦都是甜的。爸爸对音乐的热爱深深的感染着我。
       在幼儿园一次合唱队的演出里,我作为领唱之一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舞台。那时妈妈在电视上看到小荧星艺术团在招生,毫不犹豫地帮我报了名。考了两次,舞蹈和歌舞班都没考上,可能真的没什么天赋,第三次退而求其次,报了合唱队,总算是考进了。
       我在小荧星合唱团呆了整整五年。很感谢这段经历,让我从小就熟悉舞台。但另一方面,合唱要求声音统一,险些让我丢掉了自己的声音特色,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为了一个隐患。
       2001年起,国内接连引进了《悲惨世界》、《猫》、《剧院魅影》等经典音乐剧,这个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国内观众的欣赏,每年总有几场大戏在上海上演。我上初中的时候,《剧院魅影》再次来到上海文化广场,那时我真的没什么钱去看,就用压岁钱买了最后一排的票。虽然整场都举着望远镜边看字幕边看舞台,但还是很开心,大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我都激动得哭了。
       紧接着《人鬼情未了》也来到了上海,还是很穷的我依旧买了最后一排的位置。终场的时候,我站在位子上一直鼓掌。那时候,音乐剧的舞台对我来说是那么远,那么耀眼。
       可是,我也想站在那个舞台上。

        我考初中时就想考上音附中,但那时上音附中的初中和高中部都没有音乐剧系,所以我放弃了,和其他同学一样上了普通中学。好不容易上海音乐学院有音乐剧系了,就想着一定要考一下。
       高一下半学期,我找到了上音音乐剧系的两位毕业生,和他们学唱歌、表演和舞蹈。高二这段时间我过得特别苦,每天五点下课,赶去上表演课和声乐课,一直到晚上十点。有时上到十一点十二点,然后赶回家做作业直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五六点起床。
       这就导致我也没有时间练习,恶性循环。还课的时候,老师非常非常严苛,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会大发雷霆,急的时候扯你头发逼着你唱。每次上课我都胆战心惊,有时还会哭着回家。
       我知道我的外貌条件不是最出众,所以如果想考上音,一定要实力超强。上音考试要求是民族、美声、民歌都要会。那时我对音乐最初的爱渐渐变成厌恶和害怕。我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不知道要怎么唱歌了。
       爸爸妈妈看到我每天这么苦也很心疼,还是支持我,鼓励我。但我越练习,越觉得恐惧,我和父母商量了很久,犹豫着要不要放弃。眼看着高三就要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只能参加普通高考了。
       但与此同时,我还是对舞台有着渴望,抓着机会去参加音乐剧面试。2016年,我去面了国内演的《春之觉醒》,导演当时就说了一句:“You are the one that I want!”(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当天给了我复试通知。但第二 轮考的是剧本朗读,没有经验的我光顾着拿着剧本一字不漏的读,根本没法考虑角色塑造,也不知道怎么和对手配合,最后也落选了。
       同年的《音乐之声》面试,我是为数不多参加了剧本朗读的候选人之一,可那个组要求自己准备一段舞蹈,没有正经学过舞蹈的我最后还是落选了。
       那个高二暑假还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美国音乐戏剧学院的克里斯蒂安·弗莱彻(Christian Fletcher)老师来到上海文化广场办了一个工作坊,刚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晚上有他们学校直接的面试招生。下午老师听了我唱歌,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下晚上的面试,面试完后就对我说:“我希望明年能在纽约见到你。”
       这一切真的很神奇,上帝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梦想好像一下子清晰了好多。后来我就放弃了艺考,开始准备留学。

       我受够了卑贱的奔波,物欲横流让我才华打了折,要找个地方大干一场,这地方就像有鲨鱼捕食的大海一样。”经典音乐剧《西贡小姐》中,利欲熏心的“工程师”在《美国梦》一曲中半憧憬半戏谑地想象了纽约繁荣而腐败的景象。这部剧我在纽约看了三遍,每到这首歌都会笑傻。
       我的“美国梦”可不像他幻想的那么“惬意”。如果想在百老汇演出、和美国人竞争,那我的语言不可以有口音,讲话的方式也必须和美国人一样。我本以为自己口语还不错,但没想到大家语速惊人,语言竟成了我日常学习的障碍。
       一开始,我只能默默用录音笔把所有上课的内容都录下来,回到寝室后拿出来反复听,慢慢熟悉。当时我们学校中国学生很少,同校有个四川妹子,她在美国上的高中,语言比我好很多,所以我有问题就去问她。我的室友也知道我的难处,我曾和她说,如果我有时不说话,请她不要误会,其实是我听不懂。自那之后她就每天陪我练英语,练着练着,口语渐渐有了起色,我开始渐渐融入在纽约的生活。
       在美国的教学模式和我之前接触过的不太一样,老师会给予很大的鼓励,挖掘每个学生自己的特色。可能因为我是少数几个亚洲人之一,老师给了我更多的关注,但同时他们对我的要求也很高。到第三学期,我的老师对我说:“你其他都没有问题,就是我听不清你在唱什么。”所以我很介意自己说英语有口音这件事情。
       我们学校有专门的英语正音课,老师也会帮助你纠正发音和口音。其中有一个练习的方式就是叼着红酒瓶塞,然后用尽全力把这句话说清楚,这种方式会锻炼你的嘴部肌肉,拿走红酒瓶塞之后,就会有效果。
       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周末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同学在学校里排练,偶尔得空就去中央公园散步。当然在百老汇看戏也是特别重要的娱乐活动!我被《西贡小姐》深深震撼了,看到女主角金自杀只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生活,我总会泣不成声。还有改编自30年代闹剧的《我爱红娘》,看得我从头笑到尾,演员赋予每个角色生命,让我好像置身于1938年的美国。
        第四学期下半学期开始我就四处参加面试,第一个戏是国家亚洲艺术家计划的《长发公主》(Repunzel),一下就拿到了一个复试机会。可惜那次出了一个乌龙,那封发给我的邮件延误了一天才到达我的邮箱,我没赶上。比较让人感动的是,导演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参与这个戏的制作,可惜剧目的时间和我其他的工作计划重合了,最终没有成行。
       毕业的时候,一家选角公司看了我在学校的表演,向我和班里另外一位亚洲同学发出了邀请,让我去尝试一下《西贡小姐》美国巡演的面试。连着四个星期,导演组都把我喊回去再面试,每次面试后,选角导演会给一些建议。每轮要求我表演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唱一首女主角最著名的咏叹调,还有一段激烈戏剧冲突的部分,这两首歌高音很强烈,是最考察唱功和表现力的唱段。可惜最后我还是没有拿到这个角色。
       这个失败对我来说打击还是挺大的。我刚开始去面试的时候,我学校的老师都认为我希望很大。可是,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在美国音乐剧里,所有演员都有自己的角色类型。我的类型是ingénue,也就是十几到二十几岁漂亮、甜美的女性角色。这样的女演员在纽约尤其多,所以厮杀格外激烈。


百老汇音乐剧《慰安妇》剧照,Kyujin Jang摄

       在纽约的一年冬天,我去参加一个剧组的开放面试,那天特别冷,下着雪,但去面试的人还是很多,早上六点半就要去排队了,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美剧《名声大噪》(Smash)曾深入描绘了在百老汇生存的残酷现实,尤其是演员们为争夺主角之位的勾心斗角。故事虽然过于戏剧化,但对我们这些渴望在纽约的舞台上谋求一个位置的新人来说,面临的考验不只是语言和能力。
       美国有一个演员工会组织叫Actors’ Equity Association, 简称AEA,影响力非常大,主要是为演员维权,比如和制作人工会谈判、争取演员最低薪资保障。剧组或者导演本身也比较偏好工会演员,一方面是工会演员的质量的确较高,二是不用和工会起冲突。
       这就对非工会成员非常不友好,对没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演员来说更甚。基本上只有两条路可以加入AEA,要么你有绿卡,要么你本人已经在一个非常厉害的剧组里,而剧组里的人愿意出面帮你申请。
      这两条路都很难实现。前者这种情况需要你有很强大的演出经历,还有很多关于你的报道,才有可能申请O1签证(艺术家签证),接着才有机会申请到“杰出人才”绿卡。后者这种情况只有在你本身真的超级优秀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必须优秀到导演觉得非你不可,那他才会甘愿承受各种手续的麻烦,让你加入工会。


百老汇音乐剧《慰安妇》剧照,Kyujin Jang摄
       大部分大型剧目会优先面试AEA演员,如果不是AEA演员,也可以去排队等面试,但是AEA的演员太多了,未必当天能等到这个机会。即便有些剧目对演员一视同仁,但AEA面试和非AEA演员面试同时开,非工会演员选上的机会也是非常小的。
       所以身份这个事情基本就是个死循环:不是本国公民就很难进AEA,进不了AEA就很难进大型剧目,进不了大型剧目就没有像样的作品,没有像样的作品就难以被视作“无可替代”,申请不了“杰出人才”绿卡。
      我有一个加拿大同学在外百老汇做合唱演员,但移民局没有给她身份,给出的理由大概是:“合唱演员谁都能做,并不是无可替代的。”然后她就真的回国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还挺恐慌的。
      美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剧在选角时不考虑种族,这看似对亚裔有利。但要让导演选择你,首先要和这么多不同种族的人竞争,其次要和这么多美国人竞争。拿到角色的唯一保障就是要达到: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更适合演这个角色了。
      还好我现在在外百老汇音乐剧《慰安妇》中拿到了一个角色,这个剧组的导演是个韩国人,可能是出于亚洲人的自知,剧组顶着压力找了非工会的演员。我们剧组大部分都是亚裔,这种情况,在百老汇甚至是外百老汇还是很少见的。
       这里也不是没有亚洲故事,之前有一部叫《忠诚》的音乐剧,讲述一个在美国的日本家庭在二战期间的故事,但是票房不行。百老汇这里的音乐剧动辄演上几个月,但是这部戏只演了7个星期。这其中当然有种种原因,比如剧本和歌曲,但是这部作品有大明星加盟,本有希望引起西方观众对于亚洲的关注,却这样失去了一个机会。
       这次在音乐剧《慰安妇》中,我演的是剧中年龄最小的一对姐妹之中的妹妹。其实能出演这个题材的音乐剧我还是相当感激的。出生于和平年代的我根本不知道战争的痛苦,虽然在历史课上了解过相关内容,但只是有这么个印象,没有机会深刻了解。为了这个角色我做了很多功课,看了很多关于慰安妇的电影和文章,看着看着就感觉心痛。
       在美国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慰安妇是什么样的女性群体。我觉得如果能过通过这部剧去引发对亚洲故事的重视,进而提升到公众对女性的尊重,那就很有意义。
       对于未来的规划,我还是想学了东西带回国内。因为我在国内学音乐剧的时候很苦,就很想把更快乐的方式带回去。如果我想以后想回去教书育人,那我自己就一定得成为那种“站到过最好的地方,看过最好的东西”的人,才不至于误人子弟。所以我现在这里,就想多呆一些时间,多学一点。
       在这条路上,我爸是非常支持的,但是我妈妈很担心我,现在每天都要给我打两个视频电话。她说,你是我唯一的女儿,为什么要离我这么远啊。
       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点恍惚,想着回上海有什么不好啊,有淘宝!上海有这么多好吃的好看的!纽约虽然是大城市,但基础设施和国内根本没法儿比。
       但是我每次去42街看戏,想着我哪天也有可能站上这么大的舞台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放弃家乡的原因,这是我应该呆的地方。


百老汇音乐剧《慰安妇》剧照,Kyujin Jang摄
       作者简介:沈熠晖,本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毕业后任职于七幕人生音乐剧。现为纽约大学表演艺术管理研究生,自觉是一个老实人。
       (此稿为镜相工作室独家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并标注出处) 返回首页,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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