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1918年8月25日－1990年10月14日）绝对称得上是20世纪最为人熟知的古典音乐家之一。今年适逢他诞辰一百周年，世界各地的管弦乐团、音乐机构乃至独奏家等，纷纷以自己的方式（组织音乐会、举办展览或委约创作等）纪念这位曾与卡拉扬比肩、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指挥巨匠。
今天的我们谈论伯恩斯坦时，这位犹太音乐家的身份不可谓不多：他是作曲家，是指挥家，是音乐教育家，也是非常有天分的钢琴演奏者……种种头衔也好，身份也罢，总括来说，都指向了“音乐推广与普及”这个概念。他在指挥与作曲方面的才华与贡献固然值得后世铭记，但在我看来，这位美国音乐家一生中最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拆掉古典音乐与公众之间的高墙”，令台上的演奏者与台下的观者达致互动的、往来分享的亲密关系。
如今的人们，常常将伯恩斯坦以音乐总监的身份带领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12年，称作这一乐团的“黄金时代”。这个成立于1842年的管弦乐团，在伯恩斯坦上任前，曾与众多世界知名的指挥家建立过或长或短的合作关系，包括瓦尔特、门格尔伯格以及“暴君式”的风格严厉的托斯卡尼尼，完成一众知名作曲家如德沃夏克、马勒以及格什温作品的美国乃至世界首演。
伯恩斯坦则扮演了“承先启后”角色——上承托斯卡尼尼等现实主义指挥风格倡导者对于德奥古典作品力求完美的演绎，下启梅塔以及马苏尔等继任音乐总监，在惯常演出的古典与浪漫作品之外，加添现当代作曲家少为人知的新作。伯恩斯坦性格温和，观念开放，按照他的助手MimsyStirn所言，这位20世纪最具名望的指挥家从来不端起架子，也不清高自持，而是希望“将音乐中的美、爱与创意带给所有人”。
今天，世界各地的古典乐团都在面临观众群老化的问题，都在寻找各式方法吸引年轻人对贝多芬以及拉赫玛尼诺夫等作曲家的作品产生兴趣。有的在社交媒体上载与音乐和音乐家相关的幽默或搞怪视频，有的为管弦乐团与流行音乐、爵士乐和其他艺术门类创造互动的机会，还有的，尝试举办线下讲座以及亲子音乐会，揭开作曲家以及作品的神秘面纱。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乐团及音乐推广机构采用的这些方法，伯恩斯坦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用过了。
1958年1月18日，伯恩斯坦上任纽约爱乐音乐总监不过两周，便指挥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了一场“给年轻人的音乐会”（YoungPeople’s Concerts）。这场时长约为50分钟的演出，以“音乐意味着什么”为主题，不单演奏给在场聆听的大人和小朋友，也透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面向全美国的家庭直播。从那时起直到1972年，伯恩斯坦在14年间一共指挥了53场“给年轻人的音乐会”。这些音乐会被指挥家本人当做自己一生中“最喜欢的、并获得高度赞赏的事情”，甚至在1964至1965年他申请休假的那一年间，仍坚持回到纽约，指挥数场面向年轻群体的音乐会。
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在YouTube等互联网平台上，欣赏到半世纪前伯恩斯坦举办的那一系列“给年轻人的音乐会”。网友在视频下方留言，有的怀念伯恩斯坦，称因为自己小时候看过伯恩斯坦这一系列电视节目，故此与音乐建立起长久的缘分；还有的忍不住问：为什么半个世纪前已有这样自在而不刻板的音乐教育类节目，而在视频技术和互联网传播如此兴盛的当下，却再也见不到类似节目的出现？
我想，其中缘由固然包括伯恩斯坦与纽约爱乐乐团在电视传播的黄金时代极好地运用这一媒介与电视观众互动，推介古典音乐作曲家与作品，另外也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伯恩斯塔出众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舞台魅力。指挥家中不乏口才出众、能言善辩的人，但能够做到像伯恩斯坦那样，以亲切、幽默的语言，以循循善诱、平易近人的风格向台下小朋友介绍古典音乐知识以及聆听音乐的要诀的，确实少见。
他亲自撰写讲稿脚本，有时介绍知名作曲家（他甚至在肖斯塔科维奇生日时介绍了这位传奇的苏联作曲家，这在美苏冷战期间可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有时讲解奏鸣曲和协奏曲的概念，然后与乐团工作人员商讨，做一些内容上的删改。排练通常在早上六点钟开始，与乐团的彩排在八点，而音乐会通常在中午十二点钟面向全国直播。注意，是直播而不是录播，也就是说播放过程中不容许有任何的错漏与混乱。
看过几期节目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伯恩斯坦可以说是一位天生的电视明星：他不怯场，动作与表情十分自在；他总是善于类比，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的主题句与迪士尼动画中的某段旋律作比；他也擅长讲故事，动辄抛出自己与小女儿的日常对话，引起台下以及电视机前观者的共鸣。这种将艺术与日常生活情境勾连的讲述方法显然颇为讨巧，一方面能帮助观众借由周遭所熟悉的事物迅速进入音乐的情景中，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伯恩斯坦本人从来都不是清高孤傲的那一类艺术家——他渴望从寻常生活中获得艺术的滋养。
“你也许记得我最主要的弱点：我爱人群。” 伯恩斯坦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信中所谓的“弱点”，也许会为需要清净创作的作曲家带来些许干扰，又何尝不是他身为一位音乐教育家和音乐推广者最难得的长处与优势？更何况，如今自诩“亲子音乐会”的演出节目何其多，自称“古典音乐推广者”的音乐圈中人又何其多，有几个能像伯恩斯坦以及当年那一套“给年轻人的音乐会”一样叫好叫座、将背景知识与现场表演糅合得恰到好处呢？
在伯恩斯坦众多的、关乎音乐的身份之外，有一个词也是人们提到这位伟大音乐家的时候频繁用到的——人道主义者（humanitarian）。伯恩斯坦终其一生都在探索音乐之于人生、之于社会的意义与价值，而他在诸多社会议题与重要事件上的作为与表态（例如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以及柏林墙倒塌的纪念音乐会等），均体现出，作为音乐家的他，面对风云跌宕的20世纪，渴望通过自己所擅长的媒介，为人们带来救赎与滋养、爱与和平。
在美国与苏联冷战初期的1949年，伯恩斯坦和卓别林等一众美国文化名人发起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邀请嘉宾的名单中有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这位43岁的作曲家是当时唯一在西方国家享有名望的苏联音乐家，不仅因为人们对斯大林政府向他发起的一系列批判与禁演的政令而对他抱持同情的态度，还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第七交响曲》（又名“列宁格勒”）成为反抗战争、渴盼和平的重要标志。
伯恩斯坦是肖斯塔科维奇作品在美国以及欧陆的坚定推广者。他与芝加哥交响乐团灌录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和“第七”交响曲录音，已经成为乐迷了解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必听版本；而伯恩斯坦在担任纽约爱乐音乐总监期间，不单在“给年轻人的音乐会”系列演出中介绍这位苏联音乐家的作品，还曾在1959年带领纽约爱乐乐团前往莫斯科演出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
伯恩斯坦之所以如此热衷演出老肖的作品，一方面是由于老肖本身的创作才华，二来也因为伯恩斯坦的犹太人身份，令他对于世间一切的颠沛流离与寂寞冷遇怀有深切的、发自肺腑的同情。肖斯塔科维奇是“局外人”，被斯大林政权排斥至边缘，而伯恩斯坦本人因为隐藏的同性恋身份，在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又何尝不是心理医生以及身边人眼中的“局外人”呢？
按照英国乐评人莱布雷希特的话说，伯恩斯坦一直都过着双重的生活。他是同性恋者，却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娶妻生子完成所谓的社会责任；他是指挥家，却有相当多的热情和精力投注在作曲的事业上，并常常因为无法兼顾而心生纠葛。这样说来，伯恩斯坦倾心马勒的音乐，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当年一场“给年轻人的音乐会”上，伯恩斯坦将自己与马勒相比，称他欣赏的这位奥地利作曲家一生都在指挥家与作曲家这两重身份之间纠结：渴望全然地投入到作曲事业中，却迫于生计，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指挥乐团演出上面。
或许是因为惺惺相惜的缘故，两位时隔半个世纪的纽约爱乐音乐总监（马勒曾在1909年至1911年间短暂地担任过纽约爱乐的音乐总监一职）之间建构起一重难以言明的奇妙关联，而伯恩斯坦对于马勒音乐在美国及欧洲的全力推广，例如他曾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纪念音乐会上演出马勒《第五交响曲》感人至深的慢板乐章，令这位一度被人遗忘的作曲家成为今日音乐会曲目单上经常出现的名字，甚至成为指挥与乐团的试金石。
对于后世指挥家而言，前辈伯恩斯坦的一生，通过唱片和现场音乐会，出色诠释了众多著名作曲家的经典杰作，令曾经被遗忘的作曲家如马勒重又获得众人关注，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场音乐会，应该是1989年在柏林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现场演出。来自20个国家的超过一亿名观众通过电视观看了那两场音乐会。那是伯恩斯坦最后一次演出“贝九”，也被乐迷公认为他最精彩的一次。
事缘1989年年底，作为东西方冷战标志的柏林墙被拆除，两德统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之间亦见到和平的曙光。一场纪念音乐会是必不可少的，由谁来担任指挥呢？在柏林爱乐乐团担任过三十多年音乐总监的指挥巨擘卡拉扬自然是合适的人选，可惜他已于那年夏天离世，于是，这一重任便交到同为指挥名家的伯恩斯坦手上。
长久以来，伯恩斯坦与卡拉扬的瑜亮情结一直是坊间议论的热点：卡拉扬执掌柏林爱乐的三十多年间，伯恩斯坦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乐季常设音乐会的指挥家名单中；而某次伯恩斯坦破天荒去听卡拉扬的音乐会，给出的理由竟然是“我非常讨厌卡拉扬的音乐，我只想看看卡拉扬的脸”。尽管两人在艺术理念和性格上想去甚远，但这两位20世纪最著名的指挥家仍然对彼此抱持体谅与尊重：卡拉扬的八十岁生日宴会特意邀请了伯恩斯坦（虽然后者未赴约），而伯恩斯坦听闻卡拉扬去世的消息，建议乐团集体默哀数分钟，并在两个月之后指挥贝多芬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的乐团改编版，以寄哀思。
当我聆听伯恩斯坦1989年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现场录音时，常常忍不住好奇：他在12月23日和12月25日晚上，分别在柏林爱乐大厅和音乐会堂指挥来自柏林爱乐、纽约爱乐、巴黎交响乐团和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交响乐团的一众乐手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部卡拉扬挚爱的经典之作时，可曾想起自己与卡拉扬的半世纪交逢呢？时移物易，连看似坚固的柏林墙都有倒下的那一天，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放在漫长的时间旅程中，又算得上什么呢？
演出时，伯恩斯坦为配合情境，将全曲最末乐章的“欢乐颂”改为“自由颂”（Ode to Freedom），并对身边人说：“我肯定，贝多芬会同意咱们这样做的。”指挥“贝九”演出的翌年秋天，伯恩斯坦在纽约离世，终年72岁。他这一生，努力拆掉横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高墙，拆掉音乐家与普通公众之间的高墙，拆掉一切不必要的、虚张声势的高墙，所渴望并追求的，不正是“自由”二字？
（本文刊载于《爱乐》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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