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类繁多的抗战文物里，有一项虽然存世量不小，但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它们就是在抗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乐器。前不久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了《嘹亮的抗战歌声》专题报道，不少人就此了解了抗战音乐背后的历史，可至于奏响这些音乐的乐器，它们曾被何人使用，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呢？

　　乐器：军号

　　使用者：各路抗日队伍

　　事迹：以“军号游击战法”载入史册

　　收藏者：民间藏家与各大抗战纪念馆

　　在抗战影片中，军号的吹响往往是胜利的前奏，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军号的响起就意味着一场厮杀即将来临，不论胜负，嘹亮的军号都会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那就是鼓舞我军将士并震慑敌人。

　　军号起源于古代的号角，本是用动物的角来制作的。18世纪，英国轻步兵开始使用铜质的号角作为传令工具，到了1858年，英国军队改进了铜质号角，将其制作成盘绕两圈的细管体，现代意义上的军号就此诞生。军号便于携带、使用灵活、很快便被各国军队广泛采用。20世纪初，中国的新式陆军也开始配备军号，辛亥革命中，嘹亮的军号伴随着炮火划破了中国封建帝制的夜空。时至20世纪30年代，军号在军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不少中国军队还专门设立了“军号队”。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专设有司号员，其主要职责就是吹响军号。作为一种特殊的乐器，军号有着百余种专用曲调，甚至可以演奏一些古典乐曲，如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等；而作为一种非制式的“兵器”，它们又是中国军队扩充战斗思路、形成巧妙战术应用的制胜法宝。

　　1939年冬，胶东军区第5旅第15团在栖霞县松山镇战斗中，曾组织司号员兵分多路佯攻敌军阵地。听见漫山遍野的军号声，敌人误以为被包围，于是惊慌失措、自乱阵脚。我军瞅准时机趁虚而入，经过一番血战，最终取得了击伤击毙日军半数、全歼伪军的辉煌战绩。经此一役，军号的威慑和迷惑作用得到凸显，胶东八路军创造的“军号游击战法”后来被写入军事史料。

　　如今，许多珍贵的军号文物被保存在全国各大抗战纪念馆里。例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就藏有一支“日本老八路”前田光繁使用的军号。前田光繁是“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带头人，他曾多次出现在对敌作战一线，用日语劝说日本士兵投降，据说他还用军号演奏日本音乐，以感化日军俘虏，规劝其加入“日本士兵觉醒联盟”。除了馆藏文物外，目前国内收藏市场上也有大量抗战时期的军号存在，其价格按品相从百元至上千元不等，以300元以内居多。

　　乐器：二手小提琴

　　使用者：聂耳

　　事迹：《义勇军进行曲》的灵感之源

　　收藏者：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昆明是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在云南省博物馆中，保存着一把聂耳使用过的小提琴。这把小提琴有着长时间使用留下的痕迹，尽管有些斑驳，但它正是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乐曲的灵感之源。

　　大多数音乐家都需要通过乐器来进行创作，聂耳也不例外。1930年，聂耳初到上海，他用打杂赚来的钱购买了这把二手小提琴。得到琴后，聂耳兴奋不已，他对朋友说：“愿与此琴终生为伴。”1932年，聂耳的音乐才华得到彰显，他凭借自学小提琴演奏，考入联华影业公司歌舞学校。此后，聂耳每天坚持练琴6小时以上，数月后，他已成为明月歌剧社的乐队小提琴师，并开始着手创作革命音乐、歌舞。

　　1932年9月，聂耳携琴报考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此时距“九·一八事变”发生刚好一年。考试时，聂耳依据试题写了《国难期中研究艺术的学生之责任》《各自理想的精神之寄托》等文章，表达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然而阅卷考官并不理解聂耳的报国之情，从而未录取他。考场失利后，聂耳没有立即离开北平，而是留下来等待学习机会、寻找创作灵感。聂耳常去天桥聆听民间艺人的说唱，之后回来练琴，他尝试将劳动者的心声融入琴声。1932年10月28日晚，聂耳与北平剧联的领导宋之的、于伶等人一同参加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并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义演。当时，聂耳用他的小提琴演奏《国际歌》，当演奏到高潮时，在场的听众纷纷激动地站立起来。此事让聂耳和他的小提琴一夜成名，聂耳专注拉琴的形象从此深入人心。之后的两年里，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邀为当时的进步影片配乐。期间，聂耳用他的小提琴为电影《母性之光》配乐，继而创作出《开矿歌》《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毕业歌》《大路歌》等一系列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革命歌曲。

　　1935年，田汉在为抗战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不幸被捕，得知此事后，聂耳自告奋勇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激昂的旋律在小提琴中奏响，聂耳胸中涌动着无限的赤诚，于是奋笔疾书，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最终曲谱，并将原歌词中最后的“前进”完善成了“前进、进”。随后，这首为抗日救亡而创作的歌曲响彻中华大地，当时华彦钧就曾用二胡演奏《义勇军进行曲》。聂耳罹难后，那把与他相伴终生的小提琴辗转回到国内，它的存在激励着无数词曲作者继续为抗战谱曲创作。

　　乐器：MOUTRIE钢琴

　　使用者：刘雪庵、张子宜

　　事迹：用于抗战文艺创作、宣传

　　收藏者：国家博物馆、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

　　民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钢琴品牌MOUTRIE（音译“摩德利”），抗战期间，不少仁人志士都曾用这个品牌的钢琴谱写抗战歌曲或进行文艺宣传，这些人中就包括著名音乐家刘雪庵以及享有“陕西慈善第一人”美誉的张子宜。

　　MOUTRIE钢琴品牌创始于1849年，为英国品牌。1870年至1875年间，MOUTRIE品牌在上海开设了中国第一家钢琴销售公司，并在闸北的宝山路毗邻商务印书馆处办厂生产钢琴。时至1890年，MOUTRIE将其钢琴生产基地全部迁移至上海，以便满足英国远东侨民不断增长的音乐需求。民国初年，MOUTRIE品牌生产出各种款式的钢琴，而且销路甚好，国内许多大亨及音乐家都以拥有MOUTRIE钢琴为荣。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MOUTRIE公司资产被日军侵占，该企业随后退出历史舞台。

　　1937年，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开始拍摄电影《关山万里》，并邀请刘雪庵为影片配乐。之后，刘雪庵使用他的MOUTRIE钢琴创作出抗战歌曲《长城谣》。淞沪会战打响后，《关山万里》拍摄终断，刘雪庵便将《长城谣》刊载在其自办刊物《战歌》上，之后该歌曲被不少青年抗战宣传队伍所传唱，一些海外华侨听过《长城谣》后，毅然回国参战。与此同时，西安的各大民间社团也开始利用乐曲演奏进行抗日宣传，他们的义举获得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赞助。抗战时期，陕西慈善家张子宜就将其家中的一台MOUTRIE钢琴交予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用于演奏抗战乐曲。在音乐的鼓舞下，许多西安人度过了日军轰炸的困难时期，并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战场。

　　抗战胜利后，MOUTRIE钢琴公司已在日军的摧残下不复存在，中国的钢琴产业也一度停滞。1955年，在抗日战争中幸存的MOUTRIE琴行的老员工们终于集结起来，在政府的组织下成立了南京钢琴厂，其生产的MOUTRIE品牌也被更定为中文音译“摩德利”，该品牌以精良的工艺成为新中国钢琴制造业的典范。

　　2014年，刘雪庵子女将其父谱写《长城谣》时使用的那台MOUTRIE钢琴捐赠给国家博物馆收藏。同年11月，张子宜的MOUTRIE钢琴也从西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起运，送往江苏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作为抗日战争及爱国主义教育文物永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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