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是主要流行于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省(区)，由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以及部分藏族、蒙古族和裕固族等九个民族用汉语传唱的一种民歌。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中亚的东干人(由于历史原因迁移到中亚的中国甘肃、青海及陕西回族后裔)中也有花儿传唱者。赵宗福先生在罗耀南先生所著《花儿词话》序言中说：花儿不是一种简单的区域性民歌，而是一种极具文化模式的传统文化载体，而且是体现多民族文化心理的兼容性很强的边际文化品种。罗耀南先生也说，花儿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歌，它历史悠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豪迈，是民间徒歌中的骄子。

　　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西北人民的骄傲。由此，花儿市场空前繁荣，花儿擂台赛、花儿进校园、花儿著作出版热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在花儿的发展史上，规模如此庞大、阵容如此集中的演唱舞台与传播空间是空前的，群众的参与程度与热情也是空前的。然而，繁荣与狂热的背后也夹杂着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花儿传承与保护的隐忧。

　　花儿擂台赛：“年年岁岁人相似”？

　　“花儿大擂台”是青海广播电视台经过多年经营的一个品牌节目，每两年举办一次，它的前身是“青海花儿电视大赛”(进行了两届)。据央视索福瑞公司权威调查，该节目的收视率屡创新高。“花儿大擂台”是在保留电视大赛中观众喜爱、反映比较好的一些环节的前提下，进行了再次创新，增加了团体赛及产生赛区冠军等环节，力求在节目的娱乐性、公平公正性和赛区组织者与观众的参与性等方面进行突破，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使花儿这一非遗项目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保护。花儿擂台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拔花儿演唱人才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宣传了花儿艺术独特的文化内涵，吸引了大批民众的注意力。

　　一直以来，为了做好花儿的保护传承工作，省委、省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花儿擂台赛就是其中的一项举措。人们对于花儿擂台赛的举办在总体上是持欢迎态度的，然而，评委和参赛的选手可能给人“年年岁岁人相似”的感觉。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花儿研究者杨生顺说，为避免这种现象，我觉得应该做好两方面的事情，一是大力培养花儿研究队伍，建立我省花儿专家学者库，鼓励他们自觉地、持续性地开展花儿研究工作，让更多的花儿专家和学者走到这个平台上去；二是深入挖掘花儿歌手，着力培养新生力量，免得传承者队伍出现断层情况。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民俗学者刘大伟则认为，花儿在本质上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文化，寄托着他们的生活情怀和审美判断，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活场域中的花儿才是最美的。各类比赛上演唱的花儿更具表演性，而缺乏了一种生活感。擅长表演的花儿歌手毕竟是少数。因此，各类花儿比赛中，容易出现“年年岁岁人相似”的境况。花儿艺术要想得到更好的传承，还得从生活层面去思考，毕竟有很大一部分民众与花儿比赛活动是有一定距离的。

　　笔者认为，新生代花儿歌手在演唱功底、曲令掌握、即兴编词、舞台风格以及个性发挥等方面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超越老歌手的，擂台赛打到最后，胜出的往往是那些老面孔、老歌手。担任过历届比赛评委的井石先生认为，一个花儿歌手的在台表演时间最少在二十年，给观众留下“年年岁岁人相似”的感觉不足为奇，但实际上花儿舞台年年岁岁有新人，只不过他们被淹没在“花海”当中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

　　这些年，青海省文化馆和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在全省多次举办了花儿歌手培训班，发现了几百名花儿歌手。据统计，常年参加省级文化活动的活跃歌手就有100多名，与省文化馆签约的歌手90余名。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我省花儿歌手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花儿擂台赛的承办方要想方设法吸引并鼓励歌手积极参加赛事，从中发现优秀人才加以培养，同时也将花儿擂台赛办成我省有影响、有活力的特色文化品牌之一。

　　花儿进校园：大部分学生“听不懂”的背后

　　从渊源上讲，花儿属于民间音乐文学范畴。文学源于生活，而民间文化就是生活中最富思想和情感的内容。因此，花儿是民间传统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刘大伟说，在高校，别说外地学生，就连许多青海籍学生听不懂花儿的也不在少数。基于这样的情况，让花儿走进校园是一个合理的想法，但是这里的“校园”大多数认为应该是大学校园，实际上，到了大学才谈花儿，似乎有点晚。我们知道，文化是一种熏陶和浸染，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我们的中小学看重的是学习、考试和成绩，其他的生活内容基本上都被剔除在外，更谈不上花儿了。而且，很多人包括教育工作者都不能很好地认知花儿，他们用有色眼镜去看待花儿，让学生对花儿敬而远之，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其实，在中小学阶段，给学生留下花儿是西北劳动人民的诗歌，是民间最美的一朵奇葩的印象，了解一些花儿的音乐与文学特征就可以了，然后等他们进入大学，再做一些更为深入的学习与研究是比较实际的。

　　忽略中小学阶段，直接让花儿进大学校园，愿望是好的，但实际上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设想，结果不会很理想。再说，大学对花儿课目的设置需要一系列报批问题，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只能以讲座的形式不定期进行。这一点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做得比我们好，他们不但将花儿引进了校园，而且唱响在中小学课堂上，焉耆的中小学每周有一节课的时间，由花儿传承人教唱花儿，甚至已将花儿教唱课开进幼儿园。

　　2014年起，花儿开始走进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省文化艺术职业学校。举办了“花儿合唱艺术音乐会”“朱仲禄先生作品音乐会”，开展了“花儿与其他民歌的区别”“花儿音乐的艺术特点”“朱仲禄先生对花儿的贡献”等一系列讲座；召开了“记住乡愁——推动花儿艺术高等教育的思考”研讨会；青海广播电视大学也多次邀请我省知名花儿专家举办学术讲座，学生热情很高，引发了一股花儿热，取得了良好效果。当然，花儿进校园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学生“听不懂”的问题。为什么听不懂呢？杨生顺认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花儿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民歌，语言上主要使用河湟方言，同时也夹杂了大量的藏语、土语、撒拉语等民族语言词汇，一些外地人或者从小没有接触过青海话的年轻人听不懂这类“风搅雪”式方言；其次，舞台上的花儿演唱大多用电子琴或电声乐队伴奏，有些音乐破坏或干扰了花儿的演唱效果；再次，繁琐的方言衬词影响了对花儿的整体理解，势必造成“听不懂”现象。

　　所以，花儿进校园，也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让同学们欣赏到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原生态花儿，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和认知能力；二是花儿在配乐方面要有所突破，确保音乐的丰富性、变化性，要有感染力，千万不能让学生感到所有的花儿都是一种音色一种调子；三是与时俱进，提倡用普通话演唱新花儿，这是很有必要的。青海广播电视台在“2016迎春花儿演唱会”开场的花儿联唱中大胆使用了普通话演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大学校园中进行过多次讲座的井石先生也认为，让大学生对花儿有所了解是非常必要的，而花儿研究属于地方民俗范畴，由地方民俗文化积累与占有者来研究会更好一点。

　　花儿图书出版热：即兴创作又该怎么办？

　　其实，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花儿除了具有音乐价值和即兴演唱价值外，歌词的文学价值极高，它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研究西北社会发展历史和民俗文化的宝库。近年来，一方面是花儿图书的出版热，另一方面是原生态花儿即兴创作空间的严重萎缩与衰落。

　　这些年，省文化馆和青海省花儿研究会的部分理事以及花儿爱好者出版了一些花儿理论和创作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为广大地方文化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些著作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是网络上的花儿群即兴创作的。所以，花儿的即兴创作并没有消失，只是创作的场景与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目前的即兴创作主要以两种方式存在：一是花儿会上的擂台赛。这种张口即来、闭口即去、幽默诙谐的对唱方式极具感染力，大大吸引了会场上的群众；二是一批年轻的花儿爱好者通过网上的QQ群、QQ空间和手机微信、短信平台创作了一些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紧跟时代步伐的花儿。这样的花儿时效性强，情感浓烈，流传广泛，深入人心，既表达了异样的情怀，又突出了地方特色，特别是普及了花儿文化，在推动电信业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花儿产业化的进程。这些新颖的花儿不但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而且传播速度之快、传播区域之广是以往难以想象的。这种打破省界乃至国界的传播交流方式得到了花儿网友的一致点赞，这股潮流不可小觑。

　　花儿的即兴创作，原本是指在对歌现场歌手不参考任何资料不求助任何工具的前提下的即兴发挥，是歌手的一种天赋与才能的展示。原生态的花儿本来就是张口就来闭口就无的口头文学形式，这种创作大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半职业化的花儿歌手在花儿演唱会上的即兴表演，二是广大劳动群众在田间地头的即兴创作。这里主要谈谈前者，即半职业化花儿歌手的创作。这种即兴创作是有条件的，其一，天赋与才能的结合；其二，观察与反应的敏锐；其三，表达能力与表演经验的积累与暴发。一个优秀的花儿即兴演唱家一定是一位性格风趣幽默、生活阅历厚重、文化沉淀扎实的人。比如，花儿王朱仲禄先生、青海花儿词家冶进元先生。可这样的天才少而又少，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去挖掘，去着力培养与推出。

　　花儿的即兴创作演唱往往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这在老一辈花儿演唱艺术家中比较突出，继朱仲禄、冶进元后有马俊、张海奎、马得林、华松兰、张存秀等。而现在，大部分歌手的演唱都是死记硬背的传统歌词，有时甚至出现穿帮的笑话。偶尔有针对性的新唱词，也是求助于词作家们一对一创编的应景之作，基本上没有生命力可言。当下，每一场花儿会的压轴曲目一般都是男女歌手的对唱(即“打擂台”)，这本来是即兴创作的最佳时机，也是考量一个优秀花儿歌手整体素质的集中体现，然而遗憾的是，现在的歌手大都居住在城市，奔波于各类文化活动场所，极其缺乏田间地头的生活经历，连基本的坊间俚语都不甚了解。而且所有歌手演唱的曲目基本一致，甚至连中间的玩笑话都一模一样，只是把对手的姓名称谓改成眼前的人而已。这是花儿歌手离开乡土的悲哀，也是乡土文化衰落所造成的，一个花儿歌手失去了他所依附的语言环境，缺失了赖以存活的生活场景，任凭他有多么超人的才能，也不可能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东西。

　　当花儿歌词逐渐演变成文人的创作，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花儿是由老百姓集体创作、传承和享用”这一文化特质。尽管我们承认部分歌手和艺术家对花儿所做的贡献，但是从花儿生命力的角度来看，它依然离不开具体的生活语境。“花儿就应该来自田间地头、河滩树林、花儿会、庙会等文化时空，它是老百姓面对具体的生活场景而即兴创作和演唱的心曲，一旦脱离这些语境，抱一台电脑创作出大量的花儿作品来，我想这只能算作是作家文人的个体创作，绝非真正意义上的花儿。”刘大伟的这番话不无道理。

　　花儿是生活在广袤无垠的西北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是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西北人民奉献给人类的艺术瑰宝。然而，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原生态花儿存活的土壤正在不断萎缩。因此，对于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已刻不容缓，如何冲破瓶颈寻求出一条可行的办法，将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这就需要花儿传承人、学者与广大花儿歌手有所担当，有所思考。正如花儿研究者曹金泰所说，花儿是扎根在河湟人民心底的白牡丹；是几百年来人们内心世界最真实，最彻底的表达；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是一个区域民族性格的写照。她不是靡腔烂调，而是一种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