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名人传记，往往发现有“悔其少作”者。如著名音乐教育家、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杨荫浏先生(1899-1984)，即是典型的一例。世人公认杨先生的最大贡献，当是发掘了被日本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称之为“应该跪着听”的二胡曲《二泉映月》。那是杨荫浏于1950年暑期回到无锡老家，在瞎子阿炳去世三个月前挖掘和抢救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远播全球的世界名曲。所以，杨荫浏不仅是阿炳的发现者，也给世界音乐增添了绚丽篇章。

　　不过，瞎子阿炳这个曲子，原本是没有曲名的，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是一首“无标题音乐”。而当年杨先生与其心仪的表妹、同为《二泉映月》的记录者曹安和女史双双回无锡采风之际，其心境之舒畅甜蜜、人生之酣畅幸福是无疑的，加之无锡城外的“天下第二泉”风景优美，月色朦胧，所以他们便将这名曲冠之以《二泉映月》，一个富有诗意、悠扬动听的名字。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发现，这首“应该跪着听”的世界名曲，表达的是一种人生悲苦、凄凉愤懑的心境，与这首曲名完全是“文不对题”。所以，当作曲家吴祖强把它改编成西方弦乐，由德国斯图加特弦乐团演奏这首曲子时，琴师们拉得直掉眼泪，也证明了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如杨先生的生前好友、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林东海所讲，“曲是阿炳的，曲名却是杨、曹的，因而出现了文不对题的现象。倘能起杨先生于九泉，我会开玩笑地告诉他，这是不是故意犯下而又不想改悔的另一种错误？”

　　如林东海所讲，杨荫浏自承还有一个错误，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1920年，北大音乐研究会编印了元代诗人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曲谱。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为了抒发愤懑，20多岁的杨荫浏用家喻户晓的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的那首《满江红》，替下了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的《满江红》。于是，这首《满江红》的曲子就这样传唱开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首曲子又响彻中华大地，民族精神为之一振，激励了千千万万的抗敌勇士。1943年，冼星海以此曲为主题，创作出大型音乐《满江红》，更扩大了它的影响力。30多年后，这首曲子又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响起，生命力不可谓不强，而曲子的生命之源，就在于岳飞词作中所洋溢出的爱国热情与民族精神。在艺术创作中，杨荫浏的这种做法叫作“换巢”，就是以激烈的仄韵来转换舒缓的平韵。到了晚年，杨先生发现这种艺术转换的方式错了，因为萨都剌的《满江红》曲谱，描述的是故都金陵的兴亡衰歇与悲恨相续，寄托着无限的哀思悲戚，属于缓声歌曲；而岳飞的《满江红》，则是充满着一片爱国热情的义愤激昂，表达的是爱恨交加的忠肝义胆，属于慷慨高歌。所以，在演唱这首《满江红》时，歌者往往以内心的激情来扭转曲调的平缓，让整个曲子变得激越高亢，但由于格调不同，很难合拍，失去了这首曲谱的原意。从音乐学的角度来讲，杨先生认为这已经流传几十年的“换巢”之作，不能算是成功，很是“悔其少作”。

　　林东海在《音乐人生》的回忆文章中记述，1975年初，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一个录像录音组，专门为毛泽东主席录制古典音乐与传统戏曲，所录的诗词都是毛泽东亲自圈点的。这年6月，林东海曾同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一起去杨荫浏家中，请教古曲谱的演唱技法，李双江此时演唱的是辛弃疾名词《贺新郎·赋琵琶》。对此，杨先生很谨慎，不置可否，往往把话题岔开。等说起《满江红》来了，杨先生说“我把岳飞的词套入到萨都剌《金陵怀古》的曲调中，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李双江说：“这曲子很好啊，60年代初我到中印边界反击战前线，就唱这曲子，很受欢迎，大大鼓舞了士气！”说着，他就唱了起来。文中说，李双江是男高音，嗓门很大，高亢的歌声把杨先生的小书房震得直颤抖。唱完后，李得意地大笑：“这不是很好吗？很鼓舞士气。你的功劳啊！”杨先生则笑嘻嘻地说：“这是我不可原谅的错误，以后不要唱了。”

　　杨先生晚年的“悔其少作”与自我否定，是一个深懂音乐而又忠于音乐的人才会具有的勇气，因为他意识到，与缤纷的世界一样，各种音乐也是抑扬顿挫、独具个性的，高亢激昂并不能涵盖一切人间感情。而为杨先生所始料不及的是，恰恰这两个失误，却让两首曲子四处流传，声名远扬，乃至把他本人一生的皇皇巨著、那几十万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贡献都给遮蔽了。这也许是中国音乐史上“歪打正着”的少见特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