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不久，重庆市政府与俄罗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建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联合培养高层次音乐人才。
　　事实上，早在8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音乐界便与当时的苏联（如今的俄罗斯）建立了紧密联系，这种交流、碰撞和融合更为密切，为激励全中华儿女奋勇抗敌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深刻影响了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助推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家走向世界舞台。
　　这样紧密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带着这些疑问，重庆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还原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峥嵘岁月。
　　抗战时期中国和苏联在音乐文化方面的交流便十分紧密
　　今年9月17日晚，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音乐会在重庆大剧院大剧场奏响，这支世界知名乐团深情演绎了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热情如火的快板、电闪雷鸣般的和弦，震撼人心的音乐与剧场旁边奔流跌宕的长江交相辉映，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这样激荡人心的场景在七八十年前便已上演，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中国和苏联在音乐文化方面的交流便十分紧密。”提起中苏音乐交流，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吴婧瑀如数家珍。
　　吴婧瑀介绍，抗战时期，延安、重庆、上海、哈尔滨是苏联音乐在中国的主要传播地区。当时，以哈尔滨、上海为主的沦陷区内有大量俄侨聚居，他们在那里创作、表演，开展音乐教育。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则以演唱（奏）苏联歌曲为特点，具有强大的组织性和鼓励性。1937年11月底，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938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也随之迁往重庆。同时，有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后改为“文工会”）的引导，苏联音乐文化在战时重庆通过广播、电影、音乐会、书信等多元化途径得到广泛传播。
　　吴婧瑀在俄罗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查阅过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里的珍贵档案。近年来又在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教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国内相关档案馆查阅到许多第一手史料。
　　作为中苏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主张的重要舆论阵地——《中苏文化》，于1937年迁到重庆，刊载了大量的苏联音乐相关文论和乐谱。
　　在重庆创办的《新音乐》月刊杂志，发行量突破了3万份，上面除了介绍世界进步歌曲与音乐译文，还刊登了大量由莫斯科国立音乐院研究组合着的《和声学教程》。
　　当时的《新华日报》刊登了大量苏联音乐的相关消息，其中，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便是其重点关注对象。1942年，《新华日报》将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又名：《列宁格勒交响曲》进行了隆重介绍，并将之称为《抗战交响曲》，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
　　战时重庆的广播也积极推动双方的交流。据称，当时中苏音乐广播交流集中在1940年—1941年。重庆的报纸常常提前一天对播送进行预告。苏联对华音乐广播多为中国晚上7时开始，不超过1小时，每次选取十几首作品，演出人员多为专业水准较高的歌舞团或乐团演员，例如人民管弦乐队、苏联着名人民艺术家歌唱家巴尔索娃等。
　　“当年，中苏两国的音乐家还是‘网友’。”吴婧瑀说。
　　在1940年，中苏文化协会发起中国人民向苏联民众写信运动，国内音乐家与苏联音乐家进行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他们交流心得、互赠乐谱和音乐书籍。
　　例如，着名音乐家马思聪将自己的作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转交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作为答复，苏联作曲家马良·郭凡尔在回信中也奉上了自己所作的合唱曲《爱美亮布加届夫》和以俄国民间故事为剧本的童歌剧等音乐作品。
　　“事实上，双方的通信中,常常附有互增的乐谱。”吴婧瑀称，为了给在重庆的苏联外交人员提供物资，苏联每周都有专机飞抵重庆，同时抵达重庆的还有包含斯特拉文斯基、格林卡、鲍罗丁、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斯克里亚宾以及欧洲古典作曲家们创作的乐谱。
　　“通过这些交流，不仅提高了中国民众的音乐文化水平，更是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积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凝聚力。”吴婧瑀称，广大的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成为音乐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抗战重庆的“千人大合唱”“万人大合唱”便是生动的写照。
　　苏联现实主义音乐创作观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音乐创作
　　“这些苏联音乐也为中国新音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吴婧瑀称，苏联现实主义音乐创作观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音乐创作，中国音乐家们从中受到鼓舞和引导。但他们并未囫囵吞枣式地通盘收纳，而是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以当时的中国音乐发展水平为基础，对新音乐发展进行了反思，并逐步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大众化音乐道路。
　　中国音乐家纷纷收集、整理、改编中国各地民歌，创作出了大批带有中华民族特色、反映中国现实的大众化音乐作品，例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军民进行曲》、马可的《南泥湾》《陕北组曲》《白毛女》、任光的《洪波曲》、黄源洛的《苗家月》、马思聪的《西藏音诗》、陈田鹤的《血债》等。
　　这种文艺创作观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讲道：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作曲家通过这种方式增强了自身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并尝试跳出“西方模式”，进而寻求本民族的音乐发展道路。抗战时期重庆的国立音乐院专门成立了“民歌”收集的小组，《掀起你的盖头来》《在那遥远的地方》《康定情歌》《绣荷包》《半个月亮爬上来》等脍炙人口的民歌作品，就是在重庆整理推出，并流传至今。
　　苏联歌曲家把15首中国抗战歌曲编译成乐谱，《义勇军进行曲》等最受苏联民众欢迎
　　10月6日，渝中区李子坝单轨穿楼景点人山人海。穿过喧嚣的人群，沿着不远处的一条蜿蜒车道上行，路边有一栋两层小楼，门楣上蓝色门牌号写着“嘉陵新路18号附1号”的字样。拂去时间的尘埃，这个地址曾经有一个显赫的名字叫“嘉陵宾馆”。
　　“抗战时期，这里中外名流云集，海明威来华欢迎宴就在此举行，是比利时、丹麦等10多个国家使馆的驻地，美国军事代表团、波兰军事代表团等机构的驻地。同时，它也是中国与俄罗斯音乐文化交流最好的见证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黄晓东说。
　　1940年3月，中苏文化协会在嘉陵宾馆大礼堂举行了第一次对苏广播招待会，苏联及各国驻华大使、外交友人、中国军政要员以及文艺界名流现场聆听了由励志社的管弦乐队和歌咏团带来的音乐会。同时也把马思聪创作的小提琴作品《摇篮曲》《狂想曲》、贺绿汀的《摇篮曲》、中国民族乐器二胡作品《月夜》、男声合唱作品《游击队歌》《旗正飘飘》《巷战歌》、独唱作品《满江红》以及管弦乐作品《舞曲》《思乡曲》等代表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伟大力量的声乐作品，通过在重庆的中国国际电台向苏联及全世界播放。
　　“对苏广播招待会只是一个案例，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中苏音乐文化交流呈现双向互动的特点。”吴婧瑀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籍音乐家在我国哈尔滨、上海等地成立乐团、举办演出、设立学校、创办杂志，进行了多种音乐文化传播活动。而在那个阶段，我国音乐家前往苏联演出交流仅有两次：一次是梅兰芳访苏；另一次是古筝大师娄树华等人组成“中国旅行音乐团”访苏演出。
　　1940年9月，中苏文化协会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举办《对苏音乐广播节目》，每周1次，中苏之间形成了稳定的音乐交流周期。
　　我国第一支专业性国乐队“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队”（1939年迁入重庆后改名为广播大厦音乐组），于1940年与莫斯科交响乐团共同参与交换节目广播音乐会，演奏《嘉兴乐锣鼓》《闲居吟》《侯门弹铗》《高山》《流水》等作品。
　　冼星海的弟子、着名文艺家莎莱所创作的歌曲《纺棉花》传播到苏联，被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为“中国民歌”选入其声乐教材并沿用至今。
　　“与此同时，中国音乐也因自身的深厚底蕴与精神力量，同样吸引了苏联音乐家的关注。他们对中国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诗词、戏曲、民歌、民间艺术等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所得用在了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吴婧瑀说。
　　例如，中国抗战歌曲在苏联出版，苏联音乐家在国家儿童剧院剧目中编写了插曲《中国抗战之歌》，格里埃尔创作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等。
　　1939年，苏联歌曲家克利曼蒂克基马利夫将15首中国抗战歌曲编译成乐谱，其中多首制成唱片，《义勇军即兴曲》《流亡曲》最受苏联民众欢迎。
　　开展音乐交流与合作
　　提升重庆影响力凝聚力竞争力
　　“抗战时期，重庆与苏联结下不解之缘；当下，重庆市政府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开展音乐教育合作更具有时代意义。”10月18日，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周勇称，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也是中国大后方抗战文化的高地。其中，抗战大后方音乐历史更是中国音乐历史的重要阶段。从2008年开始，重庆市实施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工程办公室委托由时任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的张礼慧作为首席专家，担纲研究“抗战大后方音乐”，出版了《抗战大后方歌曲音乐研究》。课题中以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吴婧瑀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将抗战时期中苏音乐交流合作作为重点方向之一，坚持不懈，持续不断，从而丰富了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两个民族的音乐是其伟大的一个标志。抗日战争是中苏两国合作、结盟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中苏两国音乐家交流、合作，推动两国音乐事业持续发展，并创造出伟大作品的历史时期。”周勇说，从历史来看，苏俄音乐家们在中国传播俄罗斯音乐艺术，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现代音乐事业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今天，重庆开展中苏音乐交流合作的历史研究，与俄罗斯开展音乐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建构、丰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有利于培养和推动更多年轻人才传承经典文化艺术，投入到中俄友好交流活动中，寻找两个国家文化交流、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更有利于提升重庆这座城市的影响力、凝聚力，以及在世界上的竞争力，进而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学术贡献。”周勇说。
　　冼星海曾在苏联修订《黄河大合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众所周知，这首由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是中国抗战音乐的代表作品。“你知道吗，《黄河大合唱》共有4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作曲家在苏联完成的。”吴婧瑀讲述了整个经历。
　　1939年2月，冼星海到医院探望老友光未然，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完成一首大型音乐作品。于是，光未然就把《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交接给冼星海。在短短6天的时间里，冼星海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旋律。
　　194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袁牧之前往苏联完成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冼星海作为影片的配乐作曲家同行，他计划在苏联为《黄河大合唱》灌制唱片。
　　在莫斯科，冼星海修订了《黄河大合唱》（简称“莫版”）。遗憾的是，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让冼星海没有来得及将“莫版”修订谱灌制为唱片，就开始在苏联流亡，最后重病缠身客死他乡。
　　1946年秋，苏联大使馆将一只装有冼星海乐谱手稿的皮箱送还中国，里面就装有冼星海所着《民族解放交响乐》《黄河大合唱》总谱等。
　　吴婧瑀称，在此之后，冼星海的学生李焕之对《黄河大合唱》进行了整理，上世纪70年代，由严良堃牵头组织的中央乐团创作组也对《黄河大合唱》进行了修订。
　　他是第一个为《义勇军进行曲》配器的人
　　苏联音乐家阿甫夏洛穆夫对中国传统音乐十分着迷，家里的书桌前摆放着笙、箫、鼓、笛、唢呐等中国乐器，墙上以京剧蟒袍戏装、中国绘画做装饰，使用印有“寿”字样的碗盖茶具招待客人。早在1923年，他就以中国神话为题材，创作了英文歌剧《观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创作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部中国题材的歌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源于1935年5月由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那年4月，聂耳将《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完成后，带往日本并进行修改，最后把《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从东京寄回。
　　聂耳在去日本前，将电影《风云儿女》的配乐工作交给贺绿汀。贺绿汀找到阿甫夏洛穆夫，请其帮忙为《义勇军进行曲》配器。贺绿汀曾回忆：“记得阿甫夏洛穆夫配器写得比较潦草，我还要他修改过。”
　　1935年5月9日，上海百代电影公司为《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唱片，由袁牧之、顾梦鹤等人演唱，唱片上写着“由夏亚夫配器”（夏亚夫，是阿甫夏洛穆夫的曾用名），第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就这样诞生了。
　　“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总谱的版本中，不少是借鉴阿甫夏洛穆夫的配器版。”吴婧瑀说。
　　他曾有意邀请鲁迅担任编剧合作创作歌剧《红楼梦》
　　“要发展中国音乐，就应从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入手。”这是苏联音乐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齐尔品说的话。
　　1934年4月，齐尔品首次踏上了中国。他发现，中国音乐界陷入了一味向西方学习的氛围中，缺乏自己的特点和个性。于是，他积极推动探索有中华民族风味的音乐创作。
　　正是齐尔品，将重庆籍作曲家刘雪庵的“四歌曲”(包括《飘零的落花》《早行乐》《采莲谣》《菊花黄》)介绍到东京出版，将“三歌曲”(《布谷》《淮南民谣》《枫桥夜泊》)介绍到巴黎出版。这也是为什么刘雪庵的音乐作品会在国际音乐界占有一席之地，名字会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世界名人辞典》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意思的是，史料记载，齐尔品曾打算过出版刘雪庵的钢琴作品《中国组曲》，并有意邀请鲁迅先生担任编剧，合作完成一部以《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题材的歌剧，前者因为抗战爆发未能出版，后者因为鲁迅病逝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