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海南首届乡村童声合唱音乐会上，海南乡村少年以他们美妙的歌喉，感动每一位在场的观众。他们唱得最动人的歌儿还是来自老前辈创作的《小纸船的梦》、《让我们荡起双桨》、《红星歌》、《七色光》等，属于他们年代的歌儿在哪里?

   5月31日下午，一场童音绕梁的合唱音乐会在海口举行。孩子们穿着亮闪闪的演出服，小身板一个个站得笔直，在钢琴的伴奏下，阵阵银铃般的歌声感染了全场。

   我们听到了《小纸船的梦》、《让我们荡起双桨》、《红星歌》、《七色光》……乡村孩子的笑脸浸在歌声里，让舞台下陪伴而来的大人们也备受感染，觉得甜蜜。

   “好像找回了我们那一代人小时候的感觉。”一位家长这样向记者表达。

   孩子纯净的歌声是最震荡人心灵的，曾几何时，今天的父母亲们也是伴着这些儿歌童谣长大，几十年过去了，儿歌还是当年的那些儿歌，但社会发展，世事已变迁，一个新的话题由此产生：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谣，来自革命战争、来自新中国解放，来自改革开放之初，但近20年来，新的让人能记得住并四处传唱的儿歌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今天的歌曲无法打动孩子的心弦?

   孩子们需要新的儿歌

   在这一次海南首届乡村童声合唱音乐会上，主办方爱乐女子合唱团团长邢增仪无不感慨地谈起为何要将目光聚焦回孩子身上，“当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孩子们都在快乐玩耍，都在放声歌唱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是世人所向往的地方!(外国哲语)，我们过去并没有更多地去关注童谣的创作发展，我们正是要通过这一场场或在乡村、或在城市的演唱，让童谣重放光彩。”

   连月来，在海口不少农村校园，记者也听到了阵阵歌声。从去年10月开始，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开展乡村童声公益教学，在海口东山、灵山、永兴、旧州等中心小学成立童声合唱团。在完成这一场首届合唱音乐后，邢增仪觉得，让孩子们能放声唱还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十分有必要在童谣创作上加快脚步，“新的时代，面对这么多孩子，怎不需要新的儿歌?这是一件多么紧迫的事!”

   不过，邢增仪也知道，就目前童谣创作现状而言，想出产更多的童谣精品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在我们身边，很难找出专门从事童谣创作的音乐人才。”

   当代童谣呈现日渐式微的态势，是一个已存在多年的“不争的事实”。不仅是海南，从全国来看，因为商业市场的需求量小，酬劳低，童谣创作者全国不过几百人，属于“青黄不接”。

   新童谣创作缺乏的事实，其实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已显现。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人们听腻了“文革”中“硬邦邦”的音调，抒情歌风瞬时席卷了中国大地。少儿歌曲不甘寂寞，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娃哈哈》、《蜗牛与黄鹂鸟》、《采蘑菇的小姑娘》、《妈妈的吻》、《小螺号》、《丢手绢》、《歌声与微笑》、《七色光之歌》、《跨世纪的新一代》，还有一首在澳门回归前夕广为传唱的《七子之歌――澳门》。

   值得留意的是，当时，这些歌曲中绝大多数作品创作于1980年代，1990年代创作的童谣只有《跨世纪的新一代》和《七子之歌――澳门》，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受全社会认同并且流行的儿童歌曲开始减少，众多的儿童歌曲开始难以在少儿中唤起回声，此时，已有音乐教育学者提出，新创作缺乏，将是音乐界要担忧的一件事情。

   近20年来，面对中国数以亿计的少年儿童，能够表达儿童心声并为他们喜闻乐见爱唱好传的作品愈发稀少。如何用创作家的心智才华，为孩子提供多彩的儿童歌曲的精神食粮，已经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童谣百年历程折射当今创作缺失

   中国童谣的发展具有百年历史，这一传承不容忽视。

   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拉开了中国少儿歌曲百年曲折发展的序幕。

   学堂乐歌就是在新式学堂音乐课上教给孩子们的歌曲，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有意识的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一种手段，它的教唱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这是中国近现代创作史中最先得到发展的一种歌曲形式，伴随并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封建统治阶段的雅乐衰落僵化，来自民间俗乐的“雅部”(主要是指昆曲、琴曲)也渐趋走向衰落，于是，出现了一些反映当时斗争生活的革命民歌和学堂乐歌。《勉学》、《运动会》、《地球》、《赛船》等乐歌，曲调绝大多数采自日本、欧美，在内容上尽量做到通俗，其中歌词和曲调在艺术上融合最好的一首经典之作就是李叔同作词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李叔同或也未曾想过的是，正是这一批具有典型中西拼合状态特征的学堂乐歌，掀开了20世纪中国少儿歌曲创作的序幕。

   这一时期，沈心工和李叔同是成就最为突出的两人。沈心工当时风靡一时的《男儿第一志气高》创作于1902年，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首学堂乐歌，此后数十年间被广泛传唱，流行不衰。

   而李叔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音乐读物《音乐小杂志》，回国后辗转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从事音乐教学。李叔同的歌曲大多触景生情，气质典雅，在声韵上词曲结合非常巧妙，他所编的《春景》、《送别》、《西湖》，尤其是《送别》，后来被选为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也与影片怀旧忧郁的氛围极其吻合。但在当时，儿童歌曲“拿来”的曲调与中国歌词的搭配，没有考虑和研究过对少儿心理特征和少儿审美取向，多数乐歌，仍深奥艰涩，缺乏童趣。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间，少儿歌曲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表现出了一种勃勃生机，本土的、民族的少儿歌曲逐步显现了出来。

   1920-1930年代，出现以中国儿童歌舞剧新题材奠基者黎锦辉为代表的儿童歌舞剧创作。这其中包括教育孩子们要善良诚实的《麻雀与小孩》，歌曲配有人物和故事，不但可以唱，还可以表演，很快便在学校流传开来;同期还有嘲讽封建教育腐朽，强调因材施教的《小小画家》;反封建范迷信的《月明之夜》等。

   在1930-1940年代，革命歌曲大量显现，在少儿歌曲创作队伍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聂耳、冼星海、麦新、宋扬等。于是，我们听到了那熟悉的歌声：“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地去卖报……”《卖报歌》就是创作于此时。

   想想《卖报歌》当年是如何创作的会至今常唱不衰?1933年，聂耳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工作期间，与一个10岁卖报小姑娘――小毛头交上朋友，长期的观察接触引发创作的灵感，篇幅小小的歌曲，却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而今愿意为谱首曲子深扎孩子身边的创作者，又有几人呢?

   当代儿歌创作需举社会之力

   新中国解放后，儿童歌曲创作也出现了大转机，涌现了一批创作的专业人才，乐观向上的旋律深深打动了少年儿童。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一时期，《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荡起双桨》、《劳动最光荣》，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在至今“70后”至“90后”青年人心中仍有着浓浓的情愫，这些儿歌使得中国儿童歌曲创作达到了鼎盛期。

   “文革”十年是少儿歌曲创作的萧条期，虽然每年一册的《战地新歌》都推出了一些儿歌，但内容整个被政治化。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有3首：《我爱北京天安门》、《火车向着韶山跑》、《红星歌》等。

   回首过往，感叹今昔，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在孩子还没有出生前就开始了音乐胎教，然而，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孩子，却没有什么新的儿歌可唱了，孩子一张口，不是流行歌曲，就是恶搞儿歌，其实，那一批影响了好几代人的经典儿歌，正在慢慢老去，而新的精品还未成型。

   作曲家魏庆荔认为，当代儿歌的创作和推广，单靠热情不行，需要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关心和支持，也只有凝聚社会之力，方能让儿歌重现生命力和曙光，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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