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黄旭东日前在《人民音乐》杂志和中国音乐评论网上连续发表署名文章，揭露南方某知名院校的一位博导负责的省级精品课程“音乐美学原理”部分内容涉嫌抄袭和剽窃，呼吁要尊重前辈学术劳动，诚实地进行网络教学。后者则回应称，其公布在网上的“音乐美学原理”教案，是教学过程中课堂讲授的一个方案，既是方案，要“做到凡参必标、凡引必注，就不太可能”。在教案和课件中如何标注所参考文献，标注到什么程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精品课程’涉嫌学术不端”

在题为《须尊重前辈学术劳动，应诚实进行网络教学》的文章中，黄旭东说，“音乐美学原理”被评为“精品课程”后，其中的“音乐美学基础”在网上教学时，由该校一位留校博士主讲。其课件幻灯片的内容，一看明明出自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美学教研室张前教授与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合著、1992年出版的《音乐美学基础》一书，却并未做任何说明。其撰写的教案，绝大部分内容同样来自张王合著的这本著作，可是在“进度和教时安排”中显示的却又是不同章节的教学内容，明显与教案相互矛盾。“按我的认识与理解，（精品课程）最起码的条件，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应该是本校教师自己编撰的教材。而现在这门音乐美学基础，完全是由他校、他人所编著。”黄旭东质疑，以这样“凌乱安排”的教材去申报精品课程，是否合适？将他人的著作内容作为课件和教案，公开在网上任人下载，是否涉嫌违法侵权？

对于由上述博导亲自主讲的“音乐美学专题”课程，黄旭东指出，其5章内容中的第二章、第三章，部分内容涉嫌学术不端。其中有的来自前述的张王合著的《音乐美学基础》一书，有的来自于润洋教授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尽管在教学大纲中，这位博导开出了一本参考书目（茅原教授的著作），却就是不提《音乐美学基础》和《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

黄旭东将博导主讲的“音乐美学基础”专题内容与上述两本著作做了对比，并列举出了多处表述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由读者去分辨”。

此后，他用详实的材料，介绍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课程与专业在开创以及建设前期的概况。他认为，《音乐美学基础》、《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两本著作凝聚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教学集体两代教师的心血。

“凭这位博导的资历、学识，应该十分清楚什么是学术规范。”黄旭东称，这位博导的教学课件中，有一部分内容来自张前主编的《音乐美学教程》，他做了注解，这显示了他是有学术规范意识的；而大部分内容来自于于润洋专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他就不做任何说明。这恰恰表明，他在有意识地为自己的抄袭行为作掩护。

“染上不端学风的人，他们伸手拿来就用，不考虑也谈不上尊重他人的学术劳动。”黄旭东建议，全国所有从事理论课教学的教研室和教师，都应该认真进行一次学风建设的自我检查，看看本单位和自己的网络教学、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是否存在背离或者不符学术规范的地方。

为何要写揭露性批评文章

对于一位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黄旭东为何要不顾面子、直言不讳地公开揭露和批评？对于一些读者的疑问，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黄旭东表示，由于职业的性质，自己一直关注着音乐学术界的学风建设问题。此前，他已经撰写过多篇揭露、批评学术不端的文章。

黄旭东表示，此次之所以要公开批评这位博导的做法，主要是考虑到教育部2002年至2009年连续4次下发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文件，尽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却由于多种社会原因，成效并不显著，学术不端问题仍不断出现。他说，就在今年6月中旬，某校一位讲师申报评副教授，其论文竟然是抄袭《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目前，抄袭正呈现出由平面媒体转向更开放的网络系统的迹象，上述博导的问题，是音乐界第一起涉嫌抄袭剽窃的网络事件，应该也必须引起学界的重视。另外，上述博导具有相当的成就和声誉，像他这样的人如果一旦涉嫌抄袭，危害性更大，所以必须不留情面地加以批评。

“教案‘凡引必注’不现实”

对于黄旭东的指责，当事博导很快在中国音乐评论网做出了回应。他首先澄清了不是自编教材能否申报精品课程的问题。“教育部在遴选精品课程的相关文件中，明确表示既可使用自编教材，也可选用国内外优秀教材，并把选用优秀教材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审指标。”黄旭东在这一点上对其进行指责，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

而对于黄旭东指其抄袭剽窃，这位博导表示，自己对黄先生以正式发表和出版学术研究成果的规范来要求他们的教学行为和精品课程申报材料，感到“至为感佩，也深为自己教学和申报中未能达到这个境界感到惭愧”。他表示，在阅读了黄旭东的文章后，已经分别向几位被参考的教材的作者表达了歉意，并且表示在精品课程申报网站的维护中尽快纠正此类失误。

这位博导也对黄旭东的指责做出了辩驳。他表示，黄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新问题，它让大家思考“在课堂教学和精品课程网报材料建设中，如何实施学术规范？简单地将一般学术规范或论文写作规范套用到课堂教学或网络课件建设中，是否恰当并且可行？”

他认为，要求教师个人在自己的教案、课件中做到“凡引必注”，固然是在张扬对学术规范的坚守，然而，联系大学课堂教学实践来看，更多的情况是很难做到，有的也不必做到。教案有不同的写法，有的是编写成完整的讲义，类似出版的教材，有的只是一个较为详细的提纲。前者比较容易做到凡引必注，后者就比较困难。另外，不同类型的课程，讲课的方法和要求也不相同，历史考古类的课程，需要列出文献，注明出处，而理论类课程，特别是原理类课程，过多、过细的标注就未必是必需的，相反，还可能影响到教师讲授和学生运思的连贯性和流畅性。此外，常识性的知识是否需要标注，要标注到什么程度，也都是问题。

而对于网络传播和课堂传播的区别，这位博导表示，两者在传播本身的属性上其实是相同的，强调两者的区别，并用于规范教学过程，会在具体的操作上遇到困难。

“网络教学、精品课程建设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其手段的应用性、有效性、影响性、规范性等尚处在一个探索的、有待完善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只要以宽怀之心待之，都能够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位博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