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着苏格拉底的口特别强调:“音乐教育之所以比其他的教育重要得多,是因为节奏与乐调有着最强烈的力量,能够浸入心灵的最深处。”一个孩童从小就受好的教育,那么节奏与和谐,在他的心灵深处就牢牢地生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坏的教育,结果就恰恰相反。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无论对于人工作品,还是自然物的缺点都最为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非常反感,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一样,不加自主地加以谴责;而对于优美的东西,就会非常赞赏,感受到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又善。对于美丑培养出正确的好恶,虽然尚年幼,还仅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是一旦长大,理智来临,就会似曾相识,向前欢迎理智。因为所受的教养而使他同气相求。
也就是说,受到良好礼乐教育熏陶的人,在心灵之中,有一种内在精神状态的美,表现在言谈举止上,也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在社会交往之中,由于心灵的统一作用,对同道中人必然会气味相投、一见如故。而对于浑身不和谐的人,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正确的爱就是对美的、有秩序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和谐的爱。这种爱与纵情、任性泾渭分明,而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就是要达到对美、对和谐事物的一种自然的爱。这个美包含了真、善、美。受过素质教育的人,对真、善、美的事物自然就能够辨认,愿意和它接触。对于假、恶、丑的事物,也能够有感觉,自然懂得远离。这就是所谓的第六感,第六感就是说不出什么原因,但是有一种感觉,觉得它不自在,不愿意和它接触。
不仅仅是音乐教育培养了这种对真善美的爱,其实一切好的艺术熏陶的素质教育,都是培养这种对美的、有秩序事物的有节制的、和谐的爱。毕达哥拉斯说:人的实际追求,可以通过对感官的反复灌输而形成。例如,通过看美好的形式、形态,比如聆听世界名曲,看世界名画,就会形成对美的追求。心里总是美好的、和谐的名画、名曲,不和谐的东西出现时,立刻有能力去辨别,也就有能力去远离。所以素质教育培养起来的是一种对真善美的自然而然的亲近和追求。一个人真正能够用人,能够辨清这个人是善人,是恶人,是真人,是假人;是美,还是丑,必须自己具备这种能力,这也是长期修养所成的。所以假人在真人面前就容易露出相,因为真人,看的“真”多了。假人装的东西总是能够露出马脚。就像溥仪,他能够知道哪件艺术品是假的,是赝品。他并没有学过珠宝鉴定,因为他从小生活在皇宫之中,所看到的工艺品全都是真的,所以他一眼就能够辨识出真和假的不同,这就是素质教育要达到的目的。
中国自古以来都很重视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对欣赏美的、善的、正确的东西,培养起来对真善美的自然而然的亲近和追求。《群书治要·礼记》篇中讲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行于外。立太傅、少傅以养之,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谕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谕而德成也。”教育是从太子孩提有识之日就开始了,甚至在胎教之中已经开始。孩子出生之后,就亲近孝仁礼义之人,远离邪人,不见恶行。《群书治要·汉书四》“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犹生长楚之乡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太子前后左右所事奉的都是正人君子,每一天所看到的是正事,听的是正言,行的是正道。和这样的正人君子接触多了,别人做的不正,自然就会辨别。
太子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素质教育,而且是最完美的素质教育。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明明德”的教育,是对清净本性的自然回归,培养起人对真善美的自然的爱,对美好的、和谐的人事物的自然亲近,对丑恶的、邪曲的人事物的自然远离。通过包括以礼乐为主要内容的素质教育,就能够达到心地清净,以身观身的境界,结果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个人修身有成,心地清净,对于同道中的人,自然就能够有辨别能力。而对于那些不和谐的人,也自然会有所感触。自然会亲近善友,远离恶人。一个人能不能够用人,能不能够识别真正的人才,辨别善恶、奸佞、美丑,因为他自己修身有成,否则往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听了别人的话也就受别人的诱导,把真人看成假人,假人看成真人,这都是因为自己心地不清净所导致的。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确实能够识人,真假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为人必须要真诚,不能够搞假。
“礼之用,和为贵。”接受礼乐的教化,目的就是达到和,自己心和,和人相处也能够和谐。能够与人相处和谐,是因为自己用的是真心,不是虚情假意。《弟子规》是中国古代最起码的礼仪教化。如果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都接受《弟子规》的学习,接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教育,就不会出现很多问题了。由此可见,古代的教育是教人“明明德”“读书志在圣贤”。而现在的教育,目标有所偏失,“读书志在赚钱”,把能够赚多少钱作为评价自己专业好坏、自己价值高低的标准,这就背离了正确的方向,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