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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音乐,人便不会寂寞——我的书架箱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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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6来源:學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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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杜君立,关中人,历史写作者,主要作品有《历史的细节》《现代的历程》《新食货志》等。作者授权发布。
  书架箱即书架音箱,比起客厅常见的大落地音箱来,书架箱要小一些,但对于书房狭小的空间,用书架箱来听音乐足够了。
  有音乐,人便不会寂寞。对于音乐,我从小就非常沉迷,宁愿不吃饭,也不能少了音乐在耳畔响起。大半生时间,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乐,正如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是关掉它一样。
  一
  中国古人崇尚俭朴的生活,认为最容易让人堕落的事情就是声、色、犬、马,而“声”,也就是音乐,排在第一位。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确实,在古代,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属于顶级奢侈品。
  音乐从创作到演奏,需要极其高超和专业的技艺,最关键的是一直没有声音复制和传播技术;因此,所有音乐的演奏和聆听都只能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同时进行。再加上乐器制作工艺复杂,音乐因此只能限于极少数贵族甚至君主享用。在中国早期历史中,音乐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即礼和乐。尤其是青铜时代,只有在重大国家庆典中才会出现编钟合奏的音乐。
  当然,并不是普罗大众享受不到音乐。
  人本身就是一件乐器,每个人都可以唱歌,丝竹之类的乐器也并不难得。但真正高雅的音乐,仍然需要技艺极高的专业艺术家才行,而这样的艺术家凤毛麟角,他一生能给人演奏的机会也屈指可数。一般人因为能听到音乐的机会少得可怜,也就谈不上多少音乐修养。如此一来,再好的音乐家,穷其一生,也可能默默无闻,难得遇见一位能听得懂他音乐的“知音”。所以才有了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的千古佳话。
  唐朝安史之乱,皇帝逃难,贵妃上吊,皇子皇孙沦为乞丐,宫廷豢养的乐师也成了流浪狗。这场灾难虽不值得幸灾乐祸,但确实有一些意外惊喜,那就是让普通人听到了从前只有皇帝才能享受的音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古人要听音乐,只能雇请乐师前来演奏,这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起的,所以才有“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然,民间也不乏街头卖艺的乐师,但这类演奏一般都是独奏,或者自弹自唱,如白居易诗中的“琵琶女”。
  相对于独奏,合奏要难得多。每种乐器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合奏往往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和声更能体现音乐的完美境界。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艺术,追求完美是必然的,所以合奏也是音乐应有的常见的演奏方式,而独奏则是一种不得已,实在不行也应该有简单的伴奏。相比之下,合奏远比独奏复杂得多,也难得多,尤其是多达上百人大型交响乐,其复杂程度已经达到挑战人类指挥能力的境地。一首接近完美的合奏乐曲,要经过乐队反复演练,才可能配合得天衣无缝,集体合奏的艰辛与独奏的难度绝对不是一个层面的。
  总而言之,在爱迪生发明黑胶唱机之前,人类在几千年里难得听到好音乐。
  正像现代流行乐队的架子鼓,无论中外,民间都以铙钹和大鼓这两种最简单乐器演奏来作为节日庆典。铙钹是高音,大鼓是低音,这基本满足了人对声音的渴望。在草原和海疆等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人们只能吹号角——牛角或海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某些偏远地方之所以流行山歌,其实多半是因为乐器缺失。
  中国戏曲起源很早,但真正成形其实是晚近的事情,用两块木板的梆子击节成为戏曲的重要基础;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乐队伴奏,也是近现代的产物。
  《陋室铭》云:“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素琴为独奏,且是自弹自听,丝竹包括琴瑟琵琶箜篌笙笛箫竽等等,一般都是为了合奏。“滥竽充数”出自《韩非子》,其中说:“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以如此豪华阵容来演奏音乐,也只有帝王才能享受得起。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说:“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古人想听点音乐绝对是一种奢望,即使帝王将相,也不是想听就听,必须请来乐师现场演奏,能听的曲子可能也就那几首。“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二
  工业革命对人类文明有一个最根本的改变,那是将一切奢侈品都变成了大众日用品,这其中就包括音乐。西方音乐革命其实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因为标准钢琴被发明出来了。
  钢琴在音乐中的地位就如同车床相对于机器;准确地说,它就是一件音乐机器。钢琴这种工业制造品在实现了标准化大批量流水线生产的同时,也实现音乐的标准化。以钢琴为中心,加上五线谱的大量印刷,音乐迅速摆脱宗教的束缚,进入一个无比繁荣的世俗时代。在18-19世纪的欧洲,音乐受到大众宗教般的崇拜,音乐厅取代教堂成为每个现代城市的新标志。
  这个音乐的黄金时代与启蒙运动发生在同一时空,天才般的音乐家与先知般的启蒙思想家一样,如群星灿烂,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如莫扎特、菲尔德、肖邦、舒曼、舒伯特、门德尔松、李斯特、帕格尼尼、柏辽兹、柴可夫斯基、海顿、德彪西、罗西尼、威尔第、瓦格纳等等。在人们眼中,贝多芬完全可以“与上帝平起平坐”。
  今天,我们把他们黄钟大吕的音乐称为古典音乐,遍及全世界各大城市(包括中国)的音乐厅雍容华贵,无一例外也都是为它们而存在,新年音乐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节日。与古典音乐相对,现代流行音乐其实主要是指流行歌曲,它们只能在嘈杂的车载电台、街头路边或体育场里演出。直到今天,人们对待古典音乐的态度仍然是庄重严肃的、郑重其事的。
  事实上,古典音乐从诞生之时起,依旧属于奢侈品,或者说是大众奢侈品。在爱迪生之前,音乐只能聆听现场演奏。每逢音乐会,人们一定要盛装前往,如同去教堂礼拜一样。音乐革命的贡献在于,音乐从贵族垄断走向商业化,面向社会开放的音乐厅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从而实现了对大众的音乐启蒙。
  在19世纪,钢琴在富裕中产阶级的客厅占有最显赫的位置。在此之前,这个位置属于壁炉;进入20世纪,这个位置又先后被留声机、收音机和电视机取代。
  从钢琴到电视的变迁,也代表了音乐从一种古典精英文化被逐步大众化和娱乐化的过程。
  在一个多世纪里,古典音乐仍保留了人工演奏、现场聆听的传统音乐接受方式,但随着声音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出现,音乐就彻底变成一种声音,或者是声音的一种,可以被任意记录、复制、剪辑和传递,演奏和聆听变成毫无关联的两部分。从表面说,音乐因此丧失了仪式感;在深层上,音乐已经蜕变成一种机器产品,可以被机器(唱机)不断生产、复制,想听就听,随时随地。音乐一旦被复制,就如同书籍被出版,便与原先的作者失去了直接关系,甚至作者是否健在都对音乐毫无影响。
  在电影《海上钢琴师》中,“1900”不仅拒绝将他的音乐制作成唱片,甚至拒绝踏上陆地,他最后选择了与他出生的轮船一起沉没。这部电影之所以感动了很多人,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它以这种决绝的方式描述了古典音乐的传统魅力。
  人们常说,音乐是灵魂的声音,这在很大程度其实是对古典音乐而言的。相比现代流行歌曲,古典音乐更加依赖纯粹的音乐形式,它的内涵也更加含蓄和丰富。但遗憾的是,大众文化天生就反对复杂的、有门槛的东西,所以现代压倒古典,直白的歌曲取代婉转的音乐,这种娱乐至死的时代走向是无法改变的。
  只不过,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代表雅和俗两个审美方向,互相也不见得可以取代,也并不矛盾和对立。流行音乐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但它并不排斥古典音乐这个“非主流”。
  三
  我生长在一个远离城市的乡村,在18岁之前,我的生活范围几乎从没有超出过我的步行距离。我最先见到的是收音机,后来是电唱机,再后来是电视机和录音机。这些洋戏匣子在农村都属于超级奢侈品,一般人家根本买不起。我只是从村里一些当官人家里才见过几次,摸都不敢摸。
  《百年孤独》用这样一句话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十二岁上初中,我第一次见到风琴,我的音乐老师很年轻,他留着新烫的长发,穿着熨得笔直的喇叭裤,弹着这架四面漏气的脚踏板风琴,教我们唱“桑塔露琪亚”,我是全班唱得最欢的那一个。
  我的童年是在“革命歌曲”中度过的,直到进入八十年代,才第一次听到真正的音乐。我后来惊讶地发现,我所有的音乐启蒙几乎都来自村里高杆上的那只大喇叭。
  当时,中国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大喇叭。我们村的大喇叭树立在山坡上,早上天不亮就响起《东方红》,比鸡叫都准时,直到傍晚鸡上了架,喇叭才在《国际歌》中停歇。这个大喇叭其实全村人的公共收音机,一天到晚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午主要是歌曲和戏曲,中午是小说连播和电影录音剪辑,下午是相声和儿童节目(“小喇叭”),以及西洋音乐节目。
  那时候农村人对娃娃念书都不当回事。我们上学纯属是为了玩耍,前晌在学校上课,后晌自习就早早溜回家,一般都是和爹娘在地里干活。我就这样在地里抡着锄头,听了好几年古典音乐节目。书没念好,地也没锄好,反倒对古典音乐听得入了迷。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做什么,都离不开音乐。
  那年冬天,我在煤场打了几个月蜂窝煤,年底工资发下来,我壮着胆买了一台单卡双喇叭收录机,这是我第一次给自己买东西,花了整整一个月工资,算是平生第一件奢侈品。爹娘知道后竟然没有骂我,只是担心录音机很费电池,知道是交直流两用,他们就放心了。当时磁带很贵,我们镇上能卖到的磁带也很少。在后来大半年里,我总共只有两盒磁带:一盒是荷东(美国迪斯科流行歌曲);一盒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我特别喜欢其中大提琴演奏的《天鹅》。
  中专时住校,一个宿舍里就数我年龄小,也数我家最穷,但只有我有收录机;大家每天都是在我的音乐声中起床、吃饭、睡觉。其实我的收录机也是全班的唯一,经常有同学不知从哪里借来磁带,然后找我借录音机。因为我的录音机,周末晚上教室里总有迪斯科舞会。
  北方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九月刚开学,白杨树的叶子便已经落尽。周日午后,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校园,突然听到操场的大喇叭里传来一段钢琴曲。我的身子当时就定住了,一曲未了,就感觉泪眼模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私语》。
  毕业离校那天,我背着行李,听到卡拉扬去世的消息。
  在北京转车,和几个同学顺便去八达岭玩。在山脚下,有一个美国中学生交响乐团在露天演出。我站在那里看了大半天;要不是同学死拉硬拽,我连长城都不想爬。这是我在村里大喇叭上听了多年西洋音乐之后,平生第一次亲耳听到现场演奏,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西洋乐器的真容,那种震撼给我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
  四
  长大意味着自由。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先是买磁带,后来买CD,以至于变成了囤积狂,几个书架都不够用。手头稍微宽裕,我最先购置的便是音响。从录音机到CD机,我不知买过多少个。在我漂泊的那段时期,北京的出租屋和深圳的出租屋里,各自都有一整套的音响。
  音乐听多了,人便对声音越来越敏感。中国古人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一般是“丝”指弦乐,“竹”指管乐,“肉”当然是指人声了。古代没有声音处理技术,人能听到的都是自然声音——吹拉弹唱。
  声音在一定的空间传播,要想好听,必须大小合适,高低音分明,并有一定的回响,因此,这个空间最好是在一定的密闭空间;简单点说,音乐在室内比室外更悦耳。现代拾音设备(话筒)和专业录音棚大大提高了自然声音的美感,而以扩音为主的音响系统更是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也就是说,现代人听到的音乐几乎全部都是经过反复美化和加工的人工音乐,这就如同相机的美颜功能,带来的体验已经远远超越传统的自然声音。
  当然,同一首曲子在不同的音响上播放,效果的差异就像是同一首乐曲由不同乐队演奏。好的音响价格不菲,但价格昂贵的音响却不一定就能给你满意的听音效果。
  如果说音响属于家电的一种,那么它一定是家电中知识含量最高而又主观性最强的商品。冰箱看制冷,电视看色彩,买音响是为了听音乐。不同的乐曲和不同的音质信号自然会带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电路设计和元器件也会导致不同的信号变化,而声音的传播又受空间影响:喇叭是小空间,音箱是中空间,房间是大空间,然后再由耳朵接受还原;声音在这些空间传播过程中,被反复放大、反射、回弹、压缩、还原,每一个环节都会造成变形和扭曲,或美化或恶化。
  不同听者或同一听者在不同时间也会有不同感受。一首曲子,第一次听与第一百次听,感受绝对是不同的,所谓“久居兰室不闻其香,久居鲍市不闻其臭”。有时候,第一次听时惊为仙乐,三月不知肉味,但听多了却感到厌倦;相反,有的曲子刚开始听一般,后来越听越有味道。所以,听音乐是很主观的事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不同心境下自有不同感受。
  这些年,我不知买过多少音响,其中一对落地音箱跟随我辗转几个城市,说起来已有将近三十年了。去年换了功放后,一直感觉这对老爷箱音质浑浊,想扔掉又舍不得,便在网上买了几只惠威喇叭。我以为是喇叭胶圈老化,想换个喇叭就行;等取下喇叭,打开音箱,才发现里面的隔音棉都已经老化成粉末了。在音箱中,隔音棉起到过滤和迟滞声波的作用,对低音的影响尤其关键。等我换了新隔音棉,这对老音箱的音质马上完美如初。
  这次意外的发现启发了我,让我多少有了经验。还有几只不错的喇叭,再加上对声音的痴迷和技术好奇心,我最终决定自己动手,看看能否做个书架箱。
  五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初冬十一月,关中天气总会特别好。窗外阳光充足,这让我觉得坐在书房看书实在有些暴殄天物。所以每年这时候,我都要放下书,做一段时间手工。前年这时节,我在书房做了一个超大的书架。面对这个书架,我一直觉得缺一对书架箱,这次正好可以自己做。
  为了做音箱,我买了一大堆东西。以前买音响配件,总是要跑到城郊的家电城批发市场,有时转了半天也找不到东西。现在网购非常方便,也非常便宜。一套不错的电烙铁加上焊锡松香,也不过二十多元;至于自攻螺钉、螺丝刀之类的工具,更是应有尽有。我给手钻买了一套电锯头和磨头后,切割木板和打磨也更加顺手方便了。
  买东西花不了多少钱,动手也不是很难,关键在于要买什么东西,以及动手做什么,这是一件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事情。拿一只喇叭来说,牵扯一系列技术规格,如阻抗、功率、灵敏度等,单单功率就在不同商家那里有不同说法,诸如额定功率、最大功率、音乐功率等。不同的喇叭需要匹配不同体积的音箱,而音箱的内部结构也有很多种,倒相孔有大致的参考,隔音棉的处理则要完全凭试听经验。
  对一套音响系统来说,包括音源、功放和音箱三大部分,我在折腾了三个多月后,才找到了一台中意的甲级功放。在这三个月里,我前后买了七八台功放,试听几天后都退货了。一台胆机功放动辄十几斤,退货也是实在不得已。想想一台功放存在瑕疵,比如底噪(电流的刺啦声)很明显,每次听音乐都要忍受噪音,也是令人沮丧。
  到了元旦前,西安突然封城,网上买不成东西,偶尔无聊中打开了咸鱼,这是一个网上跳蚤市场。也可能是我买功放比较多,咸鱼自动推送的全是各种功放。就这样,我从本地发烧友老张手里买到了一台不错的功放。
  喜欢音响的人常常被称为发烧友,这是因为功放工作时一般都会发热,尤其是电子管(胆机)更是烧得烫手。老张从年轻时就发烧,算得上是一位资深发烧友,家里还有一个专门的听音室。我在他的听音室里听了一下午音乐,喝了他三壶茶,临别时他还又送了我一台前级。
  有了满意的功放,就像三条腿的凳子有了一条腿做基准,接下来就是音源和音箱。
  这时,我又在咸鱼上以废品的价格淘到了一台落地收音机,是宝鸡长岭机器厂1982年生产的老式电子管,还带有唱机。我从里面打扫出来的尘土能有二斤,真如同出土文物一般。更换过保险丝后,机器便通了电。换了新唱头后,电唱机也是正常的。在机箱里还发现了一大摞薄膜老唱片,都是苏小明、沈小岑、蒋大为他们的老歌,算是一个意外惊喜。
  里里外外重新整理之后,又给它换了新的音箱线和喇叭布。两个8寸老环球喇叭,加上新蓝牙,放在书房一角,听着醇厚的老歌从这台老收音机里传出来,那感觉真是美不胜收。
  实际上,用这台老爷机收听电台节目的效果并不好。电子管极其古老,现在仍是发烧友的最爱,但以前缺乏理想的音源;无论是中波信号还是薄膜唱机,都谈不上什么音质。网络为音乐提供了一个近乎无限的资源库,人们再也不需要买唱片买磁带了,想要获得更好音源,只需要加个像样点的解码器即可,有些电脑自带的声卡也不错。相比电脑高品质音源,传统的黑胶唱机则是另一种风格。如果说音乐和声音是一种审美,那么精致与古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美。
  正如在数码相机无所不在的今天,照样有人执迷于胶卷摄影。在一个一切都被数字化的时代,黑胶的生命力在于它仍保留着最原始的音乐韵味,它的模拟格式虽不完美,但却赋予音乐尤其是人声以特有的温度。
  六
  因为进入现代较早,西方社会从爱迪生始,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黑胶时代。除过电台,黑胶唱机几乎是普通人在家中听音乐的唯一方式。尤其对六十年代成年的婴儿潮一代,黑胶创造了一个梦幻般的音乐大繁荣时代,摇滚、爵士和乡村音乐等风靡一时,至今仍留下许多关于白金唱片的神奇往事。
  到了七八十年,电子管逐渐被晶体管取代。录音机尤其是小型“随身听”的出现,硕大无朋的黑胶被廉价小巧的卡带取代。后者搭载有喇叭或音箱,可以直接播放,完全省却了笨重的功放和音箱。刚刚开放的中国从此与世界同步,从录音机到CD、VCD和DVD,华语流行音乐在此期间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
  随着西方婴儿潮一代纷纷老去,他们年轻时珍藏囤积的大量黑胶唱片变成无人继承的“遗产”,所幸这些“洋垃圾”在中国发现了“新大陆”。对中国音乐迷来说,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黑胶时代。就如同咖啡一样,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黑胶都带给人们一种新奇的异域感和怀旧的年代感。虽然未开封的新版黑胶唱片常常贵得令人咂舌,但数量巨大的二手黑胶并不比当年的打口CD贵多少,而且人们一般都很爱惜黑胶,这让黑胶唱片的使用寿命远比磁带和CD长得多。
  对互联网一代人来说,他们从未经历过短缺时代。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音乐俯拾即是,但近乎免费的音乐并没有让更多的人爱上音乐。这一切正像音乐节目主持人王东所叹息的。
  今天,现场去聆听一场音乐会虽然算不得多么奢侈,但相对而言,越来越成熟的音响完全可以满足人们欣赏音乐的愿望。这就如同电视出现以后,越来越多的球迷选择了观看电视直播;实际上,在万人体育场看球体验的是那种狂热的氛围,反而通过电视更能了解足球比赛的每一个细节。
  与电视相比,音响属于小众消费品,甚至谈不上什么主流的品牌。有趣的是,生产功放的常常不生产音箱,生产音箱的不生产功放;还有一些在发烧友中颇有口碑的喇叭厂,它们只有喇叭,却不生产音箱。功放与音箱之间,能否匹配离不开相关参数。我吃惊地发现,不同产品标明的规格参数都很随意,甚至常常缺失,也很少有商家像电视机一样提供说明书。
  正像烧友老张反复给我说的,音响这东西,不过手就不会了解,只有你亲耳听过,你才知道它对你合适不合适。
  大概正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每个发烧友都免不了白花很多冤枉钱。这个“学费”极其高昂,为了一套好音响而倾家荡产的并不少见。很多音响设备价值连城,动辄上万。在一些资深烧友眼中,几万十几万的机器并不算贵,甚至连一条镀金纯银的喇叭线都买不了。最奢侈的发烧其实是专门装修一间听音室,再好的音箱也好不过听音室,就如同再好的相机也好不过摄影棚一样,毕竟房子在中国才是顶级奢侈品。
  古人说玩物丧志,音乐能带给人愉悦和享受,但不顾一切代价的沉迷其实大可不必。当我对音响系统的各个环节有所熟悉,也就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要做什么。
  音箱制作包括木工和电工两部分。做过书架后,木工工具都已齐备,制作音箱的材料都是我捡的废旧木板。有一个一米长的柜子,被我改造成了连体音箱,装上两个8寸全频喇叭后,效果相当不错,而且放在书架上刚刚好。
  七
  书房里的书越来越多,去年又添了新书架之后,书房已没有多少空间留给太大的音箱。小音箱的声音比较紧张,音箱大点,喇叭就可以大一些,出来的声音也更加松弛和从容。最后我发现只有飘窗还有很大的空间,足够放下一对10到12寸的大号书架箱。
  正在这时,在咸鱼上我认识了一个小烧友。目前,他倾家荡产买装备正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压力,希望我能买他一些东西。虽然他那对15寸全频喇叭对我来说有点过大,但最后我还是接下了。
  我收到他从绥德寄来的两只喇叭时,发现巨大的黑色纸盆上落了厚厚一层陕北的黄土,喇叭接线柱上连锡都没上。可见他的学费真是交得不低,让这么好的宝贝放在窑洞里落灰。这对喇叭主打电影音箱,网上评价颇高,但销量有限——价格贵是一方面,更主要是这么大的喇叭,需要的音箱体积极其硕大,除非超大客厅,一般家里不好安放。但实际上,这个喇叭功率并不高,不一定要用很大的箱子,而且普通胆机就可以轻松推动。
  有了喇叭,音箱让我犯了难。我自己做的几个音箱都是6寸8寸的,如果做15寸的音箱,无论是板材和制作工艺都要求很高,还要有足够的内部强度。
  我画好音箱图纸后,准备在网上定制,然而一番咨询后令人好不泄气。原来,这么大的音箱,必须用厚板材,加上内部加强筋,重量就有几十公斤,体积也非常大。长途运输还要打木架。整个下来价格超贵。在我看来,音响最重要的是功放,正如音箱最重要的是喇叭,我在功放和喇叭上的花费还不及空木箱,这样买珠还椟实在让我有点不甘心。
  我突然想到,能否还像上一个书架箱一样,找两个旧柜子旧箱子加以改装。在一定尺寸要求下,想找两个二手箱柜,大概只能碰运气了。我运气真好,果真在咸鱼上找到了两只老樟木箱,尺寸略小,但也足够,类似于定做了。箱子又大又重,我从那个上海老太家里把箱子搬下楼,就已经累得汗湿衣衫。
  东西都齐备了,剩下就是按图施工,这就非常容易了。
  忙忙碌碌中,年已经过完了,城市仍然半封着,午后的阳台每天都温暖明亮,我慢悠悠地给音箱打孔,安装迷宫,填充隔音棉。为了美观起见,我专门定制了两块面板,都是机器切割打磨的,这倒没有花多少钱。
  音箱的木工活干完了,开始安装喇叭。15寸全频喇叭在低音上肯定长袖善舞,但高音就有点勉为其难,我加装了一对高音头。最后接线时,我又给音箱添加了一对陷波器。本来这就算完工了,可我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涂完一层复古绿漆后,这对东拼西凑起来的土炮箱终成正果,虽然还没有听到声音,但仅颜值就足以令我惊艳了。
  二月二,龙抬头,天气晴好,我在书房正式试机,那种期待的心情宛若收到自己刚出版的新书。
  打开功放,将一张1976年日版的卡朋特《昔日重来》放在黑胶唱机上,移动唱臂,幽黑的唱片如同老石磨一般开始无声地转动。
  声音是音箱的生命,唱针在唱片细密的纹路中滑行,如同岁月转动的年轮。当音乐像泉水一样从巨大的音箱中缓缓流出,我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无可名状的感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自己动手跟直接购买现成音响绝对不是殊途同归。这就如同一步一步登上山顶与脚不沾地坐缆车上去的差别。当生活中的一切都沦为简单的消费和买买买,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活着的乐趣。
  阳光下的吊兰已经开花,冲上一杯绿茶,音乐盛满整个书房,似乎要溢出早春的窗外。
  我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场景,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安迪打开唱机,播放《费加罗婚礼》中的咏叹调,声音越开越大,安迪微笑着闭上眼睛;天籁般的音乐从空中飘落,肖申克的囚徒们纷纷抬起头,仰望着喇叭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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