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站北京站

音乐教研员的职责——纪念郁文武老师

编辑:csm351
2018-08-26来源:搜狐
       按语:《中国音乐教育年鉴》(余丹红主编、洛秦策划,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和“中国音乐教育”系列纪录片(MEiC,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人文学科建设项目——上海市“立德树人”音乐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建设项目支持,基地主任余丹红教授策划并监制)两者均聚焦中国音乐教育动态,翔实地记录了中国当下重大音乐教育热点,勾勒出中国音乐教育全景。我们将两者所共同关注的中国音乐教育热点话题进行梳理推送,以下为第六期。
《教研员的职责》
(“中国音乐教育”系列纪录片第10期)


郁文武访谈:
教师与教研员——“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音乐教育课程改革的先驱及见证者
作者:张雨潇
(选自《中国音乐教育年鉴2014》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年7月)
       郁文武(1940—2018),1960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师范专修科。1960年9月至1969年10月于上海中学任音乐教师。1988—2001年先后担任上海市中等教育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兼音乐学科组组长。1969年10月至2002年3月任上海市教委教研室音乐教研员。
       郁文武先生曾任第三届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副会长)、上海教育学会中小学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上海艺术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上海市课程改革委员会音乐教材审查组组长、艺术学科导师组组长、上海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全国中小学统编音乐教材副主编、新音乐课程标准课题组核心组成员。
       作为“文革”后我国第一位音乐教研员,郁文武先生是1979年音乐教学大纲(全日制十年制音乐教学大纲)组织者及编制人员之一,并参与制定了第一个十年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编写了第一套十年制全国统编音乐教材。著有《音乐教育与音乐教学法》《小学音乐基本功训练》等。


郁文武
       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教育课程改革也随之展开。作为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的课改备受关注。笔者有幸对我国的第一位专职音乐教研员——郁文武先生进行了访谈,由此了解到郁老师的经历并探寻课改的历程及发展。

关于个人经历
Q: 郁老师,您好!您早年接触音乐的经历是怎样的?
A: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音乐,最早在中福会少年宫,我是第一批学员,后来又到了市青年宫,也是第一批合唱队员。高中是在光明中学读的,那时在学校里担任独唱。我们学校旁边还有青年会,我参加了那里的合唱团。高中毕业以后,我就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
Q: 您早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师范专业,在那时(20世纪60年代)上音(师范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状况是怎样的?
A: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音最早的一届音乐教育专业学生,那时没有音乐教育系,而是称作师范专修科。当时课程比较多,有声乐和钢琴,以及音乐欣赏、合唱指挥、民族民间音乐、中外音乐史、戏曲课、公共基础课等。除此之外,还有民乐的选修课或者手风琴等其他乐器的选修课。当时的师范专修科刚刚建立,是贺绿汀院长亲自监督和管理的,任课教师的水平也很高。比如民族民间音乐是夏野老师教授;音乐欣赏是谭冰若老师教授;视唱练耳是程卓如老师和汝洁老师教授,声乐是姚继新老师教授;合唱指挥是杨秀娟老师教授。当时的师资质量非常好,可以说都是上音各系的名师,在各自的教育领域属于领军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院里,教师的数量多于学生的数量,招生名额和现在相比少很多。师范专修科是市教育局根据全市中学音乐教师短缺的情况下,与上海音乐学院联系,属于定向培养,我毕业后就被直接分配进市教育局的直属学校上海中学了。
Q: 您在校时,上音的师范专业是更注重专业性还是师范性?
A: 当时的教育是多元化的。钢琴和声乐的课时是最多的。除了钢琴,学校还要求必须选择一件民乐乐器作为选修乐器。也是因为时代的原因,当时比较注重民族性的培养。
Q: 您担任上海中学的音乐教师时,音乐课程设置是怎样的?
A: 那个年代,全国只有一个教学大纲。全国的音乐以及美术课程都没有统一的音乐教材,音乐教材都是由音乐教师自己进行选择使用的。音乐课程的开设也仅仅在初中,高中是不开设音乐课程的,仅有合唱团等社团音乐活动。
Q: 当时上海地区的音乐教育水平与师资如何?
A: 那时上海地区的音乐教育没有完全普及,有的学校甚至不开设音乐课。我任教期间,我们同班的同学几乎全部做了音乐老师。以前在我上学的时候(1950年代),往往一个音乐教师是在几所学校上课的,音乐教师的数量很少。有的学校只是看哪位老师会唱歌,然后就让他上音乐课了。总体来讲,是非常缺乏音乐教师的。我们曾作过一个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学的音乐教师具有大专水平的,小学音乐教师是师范毕业的,上海大概占40%左右,全国范围内只有20%—30%左右,上海的师资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
Q: “文革”时期,教育、科学、文化都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许多学校停课,知识分子也遭遇迫害。在当时,上海的学校音乐教育状况怎样?
A: 上海的许多学校都停课了,也几乎没有音乐课了,有些学校会有,也只是唱样板戏。当时市里要编一套名叫《革命文艺》的教材作为教师用书,由我主要负责。上海的中小学教材主要是归华山路丁香花园里面的写作班子主管的。
Q:1969年正值“文革”时期,那时您成了我国的第一位音乐教研员,这段经历是怎样的?
A:我毕业后就在上海中学任教,“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中学的校舍改为五七京训班,所以上海中学就停办了。正好教育局需要编写中小学音乐教材,所以1968年底我就调入了上海市教育局,成为中国第一位专职音乐教研员。
“文革”以后需要音乐课程的开展,所以需要有音乐教材,我就进入教育局的教材编写组开展了编写教材的工作。当时所谓搞教育革命,所以打破了原来的教材体系。比如把数学课等各科课程,都变成了工基课、农基课、革命文艺课等。我主要负责三个方面的工作: 管理、教材和教研。管理是对全上海中小学音乐课程以及音乐教学的管理;教材是对于音乐课程标准下的音乐教材的制定的把控;教研是从事教学研究。
Q: 从音乐教师到音乐教研员,在您看来,这两者对于您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A: 这当然有很大差别,两者具有不同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音乐教师只是教一个班的学生,但音乐教研员是搞上层的管理,教材和教学研究等。音乐教师可能只能影响班级内的少数学生,但教研员却影响着整个上海的音乐教育教学水平。
Q: 您在上海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任兼职教授,您认为师范大学与音乐学院的教育系的课程设置有哪些不同?
A: 在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我教授音乐教学法课程,那时他们叫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课程设置基本是套用音乐学院的模式,因为上师大的音乐教师基本上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们对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不太了解。作为师范院校,他们的专业性不如音乐学院的专业性强,但师范性也不够突出,在定位上不够清楚和明确。全国的师范院校的音乐系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

关于课程改革
Q: 1969年起,您便担任上海市的音乐教研员,参与制定了第一个十年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这段历程是怎样的?
A: 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从20世纪有音乐课程以来就有的。1950年出台了音乐课程暂行标准,1956年的是学习苏联,所以改为了教学大纲。1950年和1956年的没有很大区别。“文革”以后,重新修订了一版,是1979年编写的。在当时,毛主席提出了教育改革,十二年制太长了,所以改成了十年制。有了这个大纲,音乐教育稍微正规些了,全国有一个统一的大纲和教材。但实际上,学校里用得并不是太多。1982年的大纲基本是在1979年的基础上修订的,在学制上,把当时的十年制恢复为传统的十二年制。
Q:在做教研员期间您编写了两套教材,有多少人在使用?
A:上海的教材主要是整个上海地区使用。全国的人音版教材,在全国有65%的地区在使用。
Q:上海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进行课程改革的?当时的音乐课程设置有什么不足?
A:课改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是改革开放以后,教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二是全国只有一个统一高考,这样的制度引起了有志之士的关注。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是上海市教育局原副局长,是教育部的督学,他认为全国统一高考的高考制度不符合我国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中,有五十几所高校,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全国前列,由此他建议上海必须进行课程改革,应有上海的高考命题权。经教育部研究之后,经过国务院的同意,上海就成为一个教育特区。上海可以自主高考命题,为此,必须有自己的课程标准和教材,因此在市政府统一部署下于1988年启动了全国最早的一期课程改革。
课程改革之前音乐课程的数量较少。过去小学的低中年级(一、二、三年级)一周两节课,高年级(四、五、六年级)一周一节课,初中一周一节课,到了初三就取消音乐课。一期课改中,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理念,提倡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课改后的音乐课程数量明显增加,小学的低年级改为一周三节,高年级一周两节,中学一周一节并且一直上到初三。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家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在逐步得到提升。
Q: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历经调查研究、制定培养目标到制定各科课程标准、编写教材,再到最终全市的推广等,您认为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最困难的还是全面的推广与实施。要让上海每一位音乐教师都改变原有的音乐教学习惯与思路,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或者通过一次培训就可以完成的。课改对于音乐教师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教学中,教师对课程标准和教材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教师的教学习惯是比较难改变的,尤其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自身对音乐的感受力方面,有些教师可能不太注重。
现在的音乐教师往往是通过几十年的积累而成的习惯,而要以新的课程标准和教材去让教师接受并实施,首先必须让他们让思想理念上想通,然后再通过自己的课堂设计去完成。因此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不是一个文本或会议就能解决的。我们从1988年进行课改到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几年了,有一些中小学的音乐课仍不尽人意。
Q:您如何看待一期课改与二期课改的区别?
A:二期课改比一期课改更严谨。先作研究报告即《面向21世纪上海市中小学音乐学科教育改革行动纲领》,这是通过大量的调查得出来的。根据研究报告再来制定二期的课程标准。教材内容是依据课程标准来编写的,新的教材更注重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在教材中呈现的是训练或练习部分。这一部分就提示教师从某一方面去开发学生的能力。
二期课改是一期课改的发展。没有一期课改,二期课改不可能这么完善。二期课改还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个是二期课改时,全国都在搞课程改革了,国家的课程标准也出台了,全世界都处于教育改革的氛围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必须进行二期课改,因为一期课改是课程改革刚刚起步,譬如,在那时,还有关于素质教育的争辩,但到了二期课改,没有人在这方面再有争议了。第二个有利条件是: 二期课改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好,先期作好了研究报告,它是中观的,有了它作准备再制定课程标准,就容易多了。
在理念上,二期比一期有了更高的水准,目标也更明确了,要求和内容更加细化和丰富,定位更高。所以教材也不同了,更加注重拓展与创新。
Q:课改之后,义务教育的音乐教学情况如何?
A: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因为没有音乐课高考压力的制约,相对来说比较有学科自主权。音乐教学最重要的是强调对音乐的感受,尤其是学生的感受。让学生参与体验和感受,重视个体自身的特性。我们现在的教学,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还没有真正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有的老师会用自己的方式灌输给学生,而学生一味地接受,没有学生自身的感受和创造。音乐特别需要强调个性,整个艺术教育都是如此。
Q:课程改革提高了对学生音乐素质和审美修养的培养,对教师的要求也随之变高。课改过程中,如何提高音乐教师的能力使之适应课改的要求?
A:课程改革是一项比较严谨的工作,教材都是一册一册进行推出实施的,不是一次性全部推开的。每一册教材出版后都会组织音乐教师的培训,在培训的基础上还会作一些公开课的示范等,这样让教师在感性与理性上都对新课程标准有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循序渐进地实施课改。

关于对课改的看法
Q:上海课程改革的目的是希望使学生的学习从以教师为主转向以学生为本,课改过程中这一目标进展情况如何?
A:在理论上面提出了一个口号: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实际上,由于有考试制度的存在,很多教师都不敢真正地放手去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再就是基于我国五千年来的教育模式,一直都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在整个的知识体系、教学过程中,教师有自己的一套布控方法。所以教师可能目前还不能适应以学生为主体。我们的音乐教材虽然已有一套体系,但是音乐课,长期以来教师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书上的歌曲中有什么知识就教什么知识,而忽略了对音乐本身的感受和理解。相对来说,要做到这一改变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相信,随着我们课程改革的深入和教师的不断认识,最终还是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Q:上海一期课改时全国有计划有组织地编写八套半教材,上海的一套教材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有明确的特殊要求,它的特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A:上海的课程标准跟全国的课程标准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20世纪80年代,在教育部“一纲多本”的指导思想下,全国编写了将近十套教材,上海是其中一套。我本人参加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音乐教材的编写,也参与了上海音乐教材的编写。这两套教材在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上是差不多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教材影响了全国的教材,它是根据全国的课程标准来编写的。因此上海的教材跟其他教材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Q:您认为在课改中,音乐教材的改编有何重要意义?
A:教材是课程标准具体实施的一个文本。课程标准是宏观的,教材就是微观的,因此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教材是以课程标准为依据来进行编写的,课程标准有一个总的指导意义,他们始终是紧密联系的。
Q:有些人对一期课改提出了问题,您怎样看待?
A:无论哪一期课改,都会有人叫好,有人反对。就算是现在的二期课改,也是有人赞同,有人不支持,不管是领导层面还是教师。
Q:那您觉得以后还会再改吗?
A:现在实际上已经在改了,但现在的不称三期课改,而是称作二期课改的延伸。
Q:上海课改成功曾被香港教育统筹局广泛报道,并以之为例向中小学推广,然而被视为上海课改最重要的成功元素“小班教学”却被刻意忽略了。您认为“小班教学”在课改中有什么意义?
A:小班教学是很好的,特别是对于音乐课来讲,因为音乐本身是个性很强的。过去的班级四五十人,教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现在上海的小班一般是三十人左右,国外的小班教学人数更少一些。班级越小,对于音乐课来说越好,这样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来进行教学。
Q:您如何评价上海课程改革中音乐课程改革的优缺点?
A:上海的课程改革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进行得还不错。首先,政府部门对美育越来越重视,对美育的重视意味着对音乐课程的重视。有了顶层的重视以后,布局就不一样了。譬如在上海,音乐设备比较先进,如果没有课改,这很难做到。其次,课程改革与经济发展也有关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课程改革也会越来越好。还稍有不足的是,部分基层学校对音乐教师与音乐课程的重视还不够。虽然强调总体发展,但学校中还是注重智育,而不是美育。总体来说比以前的重视程度大为增加,但如果要达到德智体美的平衡,还需要各级领导对美育进一步的认识。
Q:您认为现在的音乐教育改革,除课程改革外,还应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观?
A:最重要的还是师资问题。中国整个的课程标准跟世界各国相比做得还可以,但是我们国家整体的教师水准还不够好。尤其是我国对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视还不够,国外对此很重视,音乐教育真正的重点应该是在小学。但在我国,很多农村中还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他们的教学设备也存在很大问题。要进一步解决音乐教育改革问题,我认为首先要解决师资的培养与设备的更新,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音乐教学条件要进一步改善。
Q:对于今后的音乐课程与音乐教育的发展,您有什么看法、意见或建议?
A:我认为对于音乐教育的发展,一个是要在音乐理论上,高校要对音乐教育作好研究,特别是师范类院校,要加强师范性,让每一位毕业以后从事音乐教师的教师在最短时间内适应社会的音乐教育状况,从而促使音乐教育更快地发展。另外,对于当前的音乐教师,要加强对其引导和培训。再就是,政府部门不应只局限于口头上对美育的重视,而是应该在具体的实施中真正做到对美育的重视,把音乐教师与其他教师放在同等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备受瞩目,与郁老师的交谈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音乐课程改革。曾任教师与教研员的郁老师,既有清晰敏锐的思维,也有面对笔者问题时的细心与耐心。冬日的严寒并不会阻挡我们炽热求索的心,就像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


郁文武先生与采访者张雨潇

关键词

中音联智库

共享基金

中音联化蝶商学院

邻居儿童音乐学院

新城市核心示范区学位房描述

新城市核心示范区学位房描述

分布于全国1000个城市的中国邻居儿童音乐学院CSMES学位房,是由中音联智库领衔的大师级设计团队统一打造,给予家庭儿童成员一个最为和谐与精致的生活及音乐文化学习小环境。......

  • 示范区楼盘申请方式
  • 核心示范区学区房的服务政策
  • 让孩子受益一生的好房子
  • 中音联认证

    中音联指数

    社区指导师事务所

    中音联博览会

    CSMES Forum More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