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编辑:csm351
2021-12-16来源:view.inews.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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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秦汉始,中国的传统音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出现了更多新的乐器和音乐形式,同时,审美也发生了变化。秦汉之际,乐器的发展已经逐渐脱离了上古时代凝重、质朴的特点,纤细、柔婉的管弦乐器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高,取代了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钟磬乐。器乐演奏的风格和形式都变得更加灵动轻巧。
  鼓吹乐
  秦汉时期发展的最充分、也最受人们欢迎的音乐之一,就是鼓吹乐。秦汉以后,它取代了占据统治地位的钟鼓之乐,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最主要的器乐表演形式。这种古老的文艺形式起源不详,但是由于其中突出的西北异族风格,因此不少人将其归功于游牧民族。
  在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围猎生活中,人们会倾向于使用笳、角一类带有游牧生活气息的吹管乐器,这就是最初的“鼓吹”形式的来源。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在秦汉之前,中原就已经出现了鼓吹乐的前身,即吹乐、鼓乐以及用作军乐的恺乐。《吕氏春秋·大乐》载:‘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大鼓、钟磬、管箫是吹奏和打击的乐器。
  这样看来,其实鼓吹乐应该属于吸收了少数民族的乐器和音乐风格,同时又杂合中原音乐的新产物。鼓吹乐始以外族音乐为主,进入中原后,这种形式因其嘹亮雄壮被用于军乐,以后又与各地民间音乐相结合,逐渐形成各种不同风格的鼓吹乐,汉哀帝时乐府里的邯郸鼓员、江南鼓员、淮南鼓员等可能指的就是不同地区的鼓吹乐工。从《乐府诗集》所收的汉代鼓吹乐的歌词看,不仅仅限于军乐军歌,还有不少涉及爱情题材和反战内容的作品。这种兼容并蓄、融合发展的内核,跟数千年之后的音乐的发展脉络如出一辙。
  鼓吹乐主要是使用吹奏乐器箫、笳、角和打击乐器鼓、铙、铮等,并常伴有歌唱。箫就是排箫,世界上最早的排箫,是距今3000年的中国西周初期的骨排箫,它无疑是中原地区的传统乐器。《世本.作篇》也记载:“箫,舜所造,其形参差像凤翼,十管,长二尺”乃中国古老的编管乐器。
  在西汉时,根据乐器配置和用乐场合的不同,鼓吹乐又被分为鼓吹和横吹。“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有鼓、角者为横吹,马上所奏者是也。”作为仪仗音乐的鼓吹后来又有“黄门鼓吹”之名,主要为宫廷官署、以及宴饮礼仪所用;而作为军乐的鼓吹则又被称为“短箫饶歌”,以管箫和饶为主要乐器。
  鼓吹作为礼仪音乐在汉以后仍旧延续了下来,尤其是在民间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基础。现在我们熟悉的各种鼓吹、吹打、锣鼓等民间奏乐,都与鼓吹有着紧密的关联。
  相和歌
  与主要以大量乐队演奏为主的鼓吹乐不同,在汉代的北方,还有一种以歌唱为主的音乐形式逐渐兴起,叫做“相和歌”。
  它最初产生于一些民间没有伴奏的歌谣,继承了周代“国风”和战国“楚声”的传统发展起来。后来,进一步发展出了专属的演唱方式和乐器,据《宋书·乐志三)的解释:“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也就是说,所谓相和歌,是指用弹弦乐器和管乐器伴奏,由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叫做“节”的乐器,一边打着节拍,一边歌唱。所以“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当是相和歌的主要特点。
  最初,民间歌谣是没有伴奏的,也就是“徒歌”。由这种表演形式进一步发展,就是所谓的“但歌”,即“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也就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清唱而加上了帮腔。相和歌名字中的“相和”,其实就指的“一人演唱余人相合”,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有“千人唱,万人和”之类的描写。而由这种表演形式再进一步发展,将其“被之管弦”,发展为“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这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相和歌。到这时候,相和歌其实已经不是一般的民歌,而是一种艺术歌曲了。
  早在汉朝初期,相和歌就已经发展到以乐器来和歌了。相和歌的伴奏乐器主要是笙、笛、节、琴、瑟、琵琶和筝,而西汉乐府中的“歌鼓员二十四人”,就应当包含有相和歌的歌唱人员。另据《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记载,在汉昭帝死后,昌邑王曾“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这里所说的“歌吹”,就可能指的是丝竹相和的相和歌。由这种相和歌再进一步发展,逐渐与舞蹈相结合,就形成了歌舞大曲,或称“相和大曲”,这是相和歌的最高形式,也是唐代大曲的先声。
  相合大曲主要结构因素包括艳、曲、解、趋、乱等,简单来说,艳主要与歌舞的形象动作有关,一般出现在曲前,作为引子;解则指的是大曲中段的主体段落,可以数解并置,犹如今天音乐的主歌;而趋则是指的结尾高潮部分。由此可见,这时的相合大曲已经具备了三段式歌舞曲的基本结构,并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为参考的补充资料:
  相和歌辞,在《乐府诗集》中分为十类:(1)相和六引;(2)相和曲;(3)吟叹曲;(4)四弦曲;(5)平调曲;(6)清调曲;(7)瑟调曲;(8)楚调曲;(9)侧调曲;(10)大曲。这此曲调大都出自当时民间各地的新声。据《乐府诗集》卷二六的记载:“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显然,诸调曲仍保持着民歌“有辞有声”的本色。“辞”指的是歌词,“声”指的是衬腔所唱的虚词。由于古谱今日已失,我们现已很难辨明相和歌各项曲调的分别,只有结构复杂的大曲例外。
  《宋书•乐志三)载有大曲十五曲的歌词,其曲名为:《东门》《西山》《罗敷》《西门》《默默》《园桃》(白鹄》《碣石》《何尝》(置酒》《为乐》《夏门》《王者布大化》《洛阳行》《白头吟》。尽管这些大曲不一定都是汉代作品,但对我们了解大曲的曲式无疑是有帮助的。从《宋书》的记载来看,这些大曲都是用“解”的,最少用二解,最多用到八解。看来,虽然用“解”的不都是大曲,但大曲则必然用“解”。而同为大曲、用不用“艳”“趋““乱”就很不一定了。
  历来文学家们一般常从歌词的角度,视大曲中的分“解”为等同于歌词的分“章”。可能他们所根据的是《乐府诗集》所说的话。《乐府诗集》卷二六在“相和歌辞”的小序中说:“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解。”但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则此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杨荫浏先生认为,汉代的大曲已是歌舞曲,它有歌唱的部分,所以有歌词;但它又有不需歌唱而只需用器乐演奏或用器乐伴奏着进行跳舞的部分,那就是“解”——“一解”是第一次奏乐或跳舞,“二解”是第二次奏乐或跳舞,余类推。所谓“一解”“二解”等等,都是一种省写的术语,它们都代表着一定的音乐内容。“解”在音乐上有它自己的特点。陈旸在其所著的《乐书》卷一六四中说到:“凡乐,以声徐者为本,声疾者为解。自古奏乐,曲终更无他变。隋炀帝以法曲雅淡,每曲终多有解曲。”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解”在速度上一定是快速的;在情调上可能是强烈、奔放、热闹的;它常用在每节歌曲的末尾,是一个附加上去的部分。
  据(乐府诗集》卷二六:“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艳”与“趋”,从字义看来,可能与歌舞的形象和动作有着联系,歌音婉转抒情的部分配合着“艳”丽的舞姿;而歌音紧张的部分则配合着快速的舞步,所谓“趋”。从现存的大曲歌辞中,也可以看出“艳”和“趋”在大曲中的前后位置“:“艳”大多用在一曲开始,“趋”常用在一曲的末尾。从歌辞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艳"往往是抒情比较婉转的部分,“趋”往往是感情比较紧张的部分。“乱”是指一般歌曲的结尾部分而言,是春秋、战国以来已有的曲式,像战国时出现的《楚辞》中就有“乱”。在大曲之中,“乱”是比较少见的,它可能是“趋”的另一名称——对歌曲的同部分,可以从歌舞音乐的角度称之为“趋”,亦可以从一般歌唱音乐的角度称之为“乱”。
  百戏乐舞
  汉代的百戏,上承周代散乐,是多种民间艺术的融合,包括了角觝、杂技、魔术、歌舞等各种艺术形式,是汉代民间的重要娱乐手段。
  东汉张衡的《西京赋》,曾详细记述了汉代长安表演“百戏”的引人入胜场面。这场规模盛大的“百戏”演出,有风景如画的仙山楼阁、奇珍异宝,有扮成豹、罴的演员的舞蹈,有扮成白虎、苍龙的演员鼓瑟吹篪,有扮作娥皇、女英的演员纵情歌唱,洪崖(传是三皇时乐人)身穿羽毛服饰在指挥。一曲未终,忽然飘起了雪花,响起了滚雷,接着装扮成怪兽、熊虎、大雀、白象、巨龙、蟾蜍的演员纷纷出场。随后是“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的精彩幻术表演。最后则是角抵竞技演出。张衡是第一个在文学作品中记述我国古代“百戏”演出情况的人。
  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上雕刻的《角抵百戏图》也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汉代“百戏”演出的盛况,其中有各式各样的杂技、角抵、马术、鸟兽舞、七盘舞等等,表演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如此规模庞大、妙趣横生的娱乐性百戏歌舞的出现,成为汉代民间俗乐中一朵瑰丽的花朵。
  而在杂技舞蹈中,自然也离不开音乐,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上可以看到舞者边上有一支17人组成的乐队,分坐在三列长席上。第一席有女乐伎5人,头戴花冠,或执节,或击拊,或拍手,均以节奏的敲击来配合舞蹈动作。第二席有男女乐伎5人,左起第一人左手执排箫,右手击铙,中间3人吹排箫,第五人吹埙。第三席男女乐伎4人,或弹瑟,或吹埙,或吹笙。后面有建鼓一架,一乐人扬双臂执桴欲击。有大钟二,悬架上,一乐人持棍欲撞。有石磬四,悬架上,一乐人持槌击磬。“七盘舞“庞大的乐队规模以及完备的乐器配置反映了汉代“百戏”注重艺术质量的高度发展水平。
  无论是鼓吹乐、相和歌还是百戏乐舞,都能看出,在秦汉时期,音乐已经不在仅仅停留在局域地区的自娱自乐形式,而进一步成为文化交流的工具。一方面,南北音乐文化开始交汇,逐渐出现了共通性,乐府的采诗作乐活动在客观上造成了南北音乐的交流与共存。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西方域外的音乐文化的影响。夏代末年就已经有过夷人部族与华夏部族之间的乐舞交流,而这种交流,更进一步在张骞出使西域时掀起一股热潮。一条“丝路”把东方文明带向西方,西方的艺术家们也来到长安,同时带来了更多西亚音乐中的乐器、文化和杂技乐舞。这一切都为中国的音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从而让多民族的音乐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积淀下来,即将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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