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马可（1918-1976）
　　永远的马可，永远的革命精神，永远的艺术精神，永远、永远的马可精神。
　　——贺敬之（为马可百年诞辰题词）
　　脚踩民间的土地，胸怀大千世界
　　马可精神是什么？
　　日前，由中国音协、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马可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与会的音乐界专家和马可先生的亲属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马可精神”。在《马可选集》中，用马可先生的原话所作题记：“在这大时代里，是汉子就该自己创造自己！”这有气魄、有自信、有风骨的豪言，就是马可精神，也是当今社会、当今时代特别需要的国家精神和中国精神。
　　就在此次座谈会前夕，中国音协收到了94岁高龄的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为马可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写就的题词。由于身体原因，贺老无法来到座谈会现场，但他以笔传情，表达对自己老战友、老兄长的怀念。贺老写到：“永远的马可，永远的革命精神，永远的艺术精神，永远、永远的马可精神。”韩新安、王黎光、关峡、王祖皆、樊祖荫、乔建中、居其宏等音乐界人士纷纷对“马可精神”做了深度解读，高度评价了马可为我国革命事业和音乐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成长于民族危难之时的马可，少年时代便怀有一颗赤子之心。早年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在冼星海的感召和引导下，毅然放弃河南大学化学系的学业，“弃工从文”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马可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工作、学习，接受党的革命文艺理论的熏陶，发起组织“中国民歌研究会”，采集、记录了大量民歌和民间音乐，并将这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艺术原材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喜爱。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可随“鲁艺”转战东北。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投入到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中，历任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室主任、歌剧系主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及《人民音乐》杂志社主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马可用自己的赤诚之心和革命情怀，热情拥抱每一次历史变革，将自己的人生轨迹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成就了光辉而传奇的一生。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歌曲《南泥湾》亲切地描绘出中国革命人脚踩在陕北的土地上，抒发出的浪漫主义情怀。“哎嗨！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地响，举起了铁锤响叮当！造成了犁锄好生产，造成了枪炮送前方！”在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中，传统的号子与西方进行曲相结合，展现了干劲十足的工人形象。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王黎光盛赞马可是在“学习民间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坚持创新”。他说，马可在秧歌剧《夫妻识字》中，用“迷胡曲调”和“陕北道情”的“土调调”宣扬学习新知、健康生活的新时尚。
　　在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中，马可与创作组创造性地改造了河北民歌《小白菜》，创造了中国歌剧最知名的旋律“北风吹”。在歌剧《小二黑结婚》中，马可更是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戏曲的板腔体结构，解决了中国歌剧中“腔与词”“剧与乐”的核心问题，为中国歌剧创作指明了方向。“马可先生的作品能够在艺术上地位至高，得益于他脚踩民间的土地，胸怀大千世界，始终低头劳作，不忘艺术为人民的初心。”王黎光感慨道。
　　1955年在北京郊区张各庄，马可请农民群众为自己创作的新歌提意见。
　　“大时代”的一位“真汉子”
　　毕生致力于民族音乐事业，马可作为一位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原副院长、中国歌剧舞剧院原院长、《人民音乐》杂志社原主编，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卓著的。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中国音乐剧协会会长、著名作曲家王祖皆认为，“作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最突出的贡献还是在民族歌剧的音乐创作方面，通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努力，与老一辈歌剧艺术家们一起创立了民族歌剧的新样式，从而实现了‘就该自己创造自己’的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
　　王祖皆认为马可的贡献在于“三原则”：吸收新歌剧历史经验，将生活现实、民族传统、外来影响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向戏曲学习，继承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段体系；创造新歌剧与改革旧戏曲并行。正是在《白毛女》（延安鲁艺集体创作，编剧执笔：贺敬之、丁毅，作曲：马可、张鲁、瞿维、刘炽、焕之、向隅、陈紫）、《小二黑结婚》（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根据赵树理小说集体改编，编剧执笔：田川、杨兰春，作曲：马可、乔谷、贺飞、张佩衡）这“一白一黑”两部经典民族歌剧的引领下，在中国歌剧形成的两个高潮中出现了不少优秀民族歌剧的经典之作，唱段家喻户晓，影响遍及全国，这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歌剧都没能在中国达到过的辉煌。
　　马可的音乐创作活动，开始于1936年，那年他18岁，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组歌《大寨路》完成于逝世前夕的1976年，前后持续了40年；他的文学著述，如以1935年4月的诗歌《无题》计，到1975年10月纪念冼星海逝世30周年的《追念他，为了永不忘记》，也是4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著名音乐理论家乔建中说，“马可创造了自己，也把自己的一切奉献于20世纪的中国‘大时代’，成为这个‘大时代’的一位‘真汉子’。”
　　1940年到1944年间，除了1941年外，马可几乎每年都有一次长短不等的深入民间的经历，四次活动相加，超过了一年的时间。“鲁艺”师生一边用文艺节目服务于民众，另一方面则是从老百姓口耳之间采集众多优美动听的各类歌唱。乔建中认为，“鲁艺”持续多年开展的民歌采集活动，与此前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方式方法完全不同。在此之前，历代记录下来的歌谣、民歌，基本是有唱词而无乐谱。而马可与“鲁艺”的战友们所记所录的，则是词曲兼备，并一律标明采集地点、时间乃至歌者。如此完整的采集记录方式，实际上是我国20世纪音乐家开展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考察，也为1950年以后更大规模的民间音乐普查和“现代整理”建立起了一种规范。“这是‘鲁艺’师生为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保存立下的一项世纪之功，对于马可本人而言，则成为他当时以及后来写作歌剧音乐的宝贵资源。”乔建中说，这样反复与民间艺术家的接触中，很自然地酿成了马可对中国传统音乐真诚敬重、虚心学习的精神。可以说，没有这样“到民间去”“眼光向下”的生活历练，也就没有那一代人群体性的历史功绩。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冼星海是马可的恩师，他们相识于战火纷飞中，又在这场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结为师生，虽然前后仅短短几个月，却一见如故、亲如手足。冼星海为年轻的马可修改作品，鼓励他自编曲集，还欣然提笔作序。“马可是一位特别看重友情、不忘师恩、深谙人情、可敬可爱的普通人，他对冼星海持续一生的尊重敬仰和深切怀念，令人动容。”乔建中在谈到马可的人格精神和个人魅力时，特别谈到了他与冼星海的师生恩情。
　　从1937年9月冼星海参加“救亡演剧队”到开封演出首次见到马可，到马可到延安“鲁艺”学习音乐，再到马可遵冼星海之嘱谱写了多首歌曲，编为《老百姓战歌》，最后直到1945年冼星海逝世，马可曾撰文多篇回忆恩师。1958年马可开始编撰《冼星海画传》，同时开始创作文学传记《冼星海》，1961年完成电影文学剧本《冼星海》，1965年发表《“黄河大合唱”的历史背景和艺术成就》， 1975年10月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撰写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追念他——为了永不忘记》，这也是马可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这就是马可在“文革”浩劫结束前夜的慷慨呼喊，是他在生命终结前为恩师争回应有历史地位和荣誉、捍卫真理的一篇檄文。“马可对冼星海的敬仰、追怀、称颂，一直持续到他人生的终点。尊师之道一向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为人之美德，也是马可留给后人特别宝贵的精神遗产。在今天追忆马可和冼星海的师生之谊，更有它的现实意义。”乔建中强调。
　　新中国成立后，马可为孩子们创作了大量歌曲，如：《燕子》《六一儿童节歌》《美丽的花儿向太阳》等，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图为他与少先队员在一起。以上图片由马可家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