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或许被许多人认为是娱乐休闲品，或者认为是富贵人家的奢侈品。所以在中国的教育界一直不是很被重视，这是对音乐的偏见与误解。
　　音乐对儿童来说是益智教育，对成年人来说也可算是娱乐休闲的一部分。
　　但许多人不知道，音乐的另外一种魅力，它是战争年代的无形的武器，有时竟然有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力、战斗力。
　　许多历史及事实证明了这个观点。
　　中国抗战时期，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就是一个经典代表人物。
　　据史料：1905年6月13日，冼星海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冼星海6岁时随母亲黄苏英去新加坡，进入了新加坡的养正学校。养正学校的区健夫老师，最先赏识冼星海的音乐秉赋，并选他进入学校军乐队，让他开始接触乐器和音乐训练。
　　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1918年，母亲想方设法来到广州，把13岁的冼星海送进了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学习小提琴，开始正规的音乐课程。
　　进入岭南大学后，为了贴补家用，冼星海依靠每天售卖两个钟头的书、纸、笔等物，和加入岭南银行乐队这两件工作，来维持学费和伙食费。他在乐队里担任演奏直箫，后来成了附中管弦乐队的指挥，因为他吹奏单簧管很有韵味，由此得到“南国箫手”的雅号，连培正中学也请他去做音乐教员和乐队指挥。
　　后来冼星海到法国求学，在巴黎的最初几年，冼星海主要靠在餐厅等处做杂役维持生活。经马思聪介绍，他曾随巴黎歌剧院乐队首席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这位小提琴家得知冼星海靠做小工维持生活，便不收他的学费。接着，冼星海又向巴黎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加隆学习作曲理论。加隆教授了解到他生活贫困时，也不收他的学费。在这样痛苦生活的煎熬中，冼星海却成功地创作了《风》。这首乐曲得到了他的老师们的赞誉。由于他的作品和别人的介绍，冼星海结识了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并考入巴黎音乐学院杜卡的高级作曲班。当时在那里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他考取了这个高级作曲班，并获得了荣誉奖。学校要给他物质奖励，问他要什么，他的回答是：“要饭票。”于是，学校送给他一叠饭票。
　　1935年5月杜卡教授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结束在高级作曲班的学习，加上他也急于回国，便在友人帮助下搭乘免费货船回国。在法国的五年学习生活，冼星海深入学习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丰富了音乐修养，开阔了艺术视野。
　　1935年，冼星海毕业回国，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同时，受著名教育学家、会计学家潘序伦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邀请，与吕骥、何士德等人建立了创办的立信会计学校（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音乐训练班，培养了诸如麦新、孟波、杨祚铭、邹伯宗、鲁剑光等一批音乐人才，为抗日救国时期音乐艺术在国内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又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一次，冼星海参加了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对峙时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在政治上，他追求进步，并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经他谱曲，也成了旷世千古的绝响。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党中央决定每月给冼星海15元津贴，而当时朱德总司令每月津贴只有5元。另外，鲁艺的助教有6元，教员有12元。冼星海每星期能吃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这些都体现了党组织对特殊人才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