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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由心生，反之也化育人心。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跨越近万年历史，音乐都始终是人才人格健全的填充剂和个人的精神养料，可谓凡音之起，人心顺，居民乐，社会安定也。因此，我们必须在时代飞速前进的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更加注重音乐对国人心灵与精神的陶冶之用，以乐教“美化”国人心灵栖息之地。
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已然结束，展演者、观赏者对美的回味却无穷无尽。这种审美不是单纯对本次展演活动的体验，而是接续着中国几千年的乐教传统。
每年的艺术展演，音乐几乎流溢在每一个瞬间。《荀子·乐论》有言：“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音乐可谓是人情抒发所必不可少的元素，蕴含节律的声音能够抚慰心灵、增添喜悦。因此，赏听音乐、哼唱高歌都应属人之常情，是人性的基本要求。
也正因为如此，音乐有着其他品类无法比拟的灵魂穿透力，它可以直抵人之心灵，引导人类真切地体验生命的深意，从而促进人类自我精神的觉悟与人格的完善。音乐这种天然的教化功能，自古至今、无问东西，从未改变。
在科技手段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音乐产品变得极大丰富，人们随时随地都能接触到音乐，音乐已经成为伴随人们成长的基本因素。可以说，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音乐了。这使得“乐教”的作用变得愈发重要，探询其在中西方的传统也更具有价值。
乐教之能逐渐凋零
英国音乐人类学家约翰·布莱金曾提出音乐学的生物学观察。他认为音乐才能可以通过基因遗传。而同时，布莱金也认为如果音乐不能联系自我和他人以及体内感情，那么就不会具有社会活动能力。
孔子则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指出音乐有变化气质、移风易俗的作用。再从《乐记》上所言“致乐以治心”到近现代音乐教育家曾志斋的“音乐者，信之声，法之音，充于天地，实情的化身，生的具体也”，都充分肯定了音乐能够触动心灵，提高内心修养。
注意到音乐这些附加作用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曾有《贝多芬儿童法令》，规定每一名新生婴儿都必须获赠莫扎特与贝多芬的音乐唱片，并且要求州内每一间托儿所都必须播放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以便进一步为儿童营造能提升智商的环境。
在关注乐教综合功能这一点上，中西方有着共同的态度。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发展，不论是中国音乐还是西方音乐都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专业化、学科化趋势，更加强调技巧而非审美。两个文明都面临音乐与文化割裂感逐渐增强的问题，音乐的功利性愈发明显。
在中国千亿级别的艺考培训市场中，音乐在2016年已成为最大的细分市场，占比近30%，考级和艺考大军逐年攀升，艺术培训整个大类呈现出功利化、片面化的发展问题，有综合性育人之能的乐教到了近现代渐现凋零。
美国国家教育科学院在对1999—2000学年度与2009—2010学年度的艺术教育进行对比研究时，对5万本科毕业生做过一项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知识最有用？”回答的结果颇为耐人寻味。毕业1—5年的学生大多选择“基本技能”，毕业6—10年的回答则是“基本原理”，毕业11—15年给出的结论是“人际关系”，而毕业16年以上的则提出：“艺术最有用”。
这种态势并不乐观。因此，我们更需探求传统，为乐教寻找一条可供参考借鉴的综合性审美育人的发展道路。
中西方的乐教传统
对于西方乐教，《撒母耳记》中提到，牧羊童大卫弹琴可使扫罗王舒畅平静，从而赶走降临到后者身上的恶魔。所以，西方早就对于音乐对个人性情、心态的教化能力有所认知。撒母耳时期是希伯来音乐的黄金时代，此时作为先知学校里训练中的核心，音乐第一次开始系统性发展。古希腊的先贤们认为，“凡与追求真和美有关的活动都伴有音乐或者说都少不了音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了“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冶心灵”的观点。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教育已有“自由七艺”之说，即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现代西方大学的文科设置都受到了“自由七艺”的影响。
而中国自古也有“六艺”之说，即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中提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的周朝时期，中华民族已经认识到了音乐的重要性，在周朝官学中开始要求贵族子弟学习“六乐”。
中国传统乐教，是一门集社会性礼乐教育在内的综合性艺术教育。所谓“乐者，德之华也”，在中华传统概念中，音乐是道德的声音，它既有抒发情感的作用，又能够潜移默化地给人以教化，培养人的品德。
推崇仁爱的孔子在谈到人的养成教育时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因为音乐之美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使“仁”成为内在情感的自觉要求，而不是外在的强制规定。从这个角度来说，“乐”比“礼”的教育更为基本、更为重要。通过音乐的熏陶、教化，不断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形成与情感体验的协调统一，这样才算是达到人生修养的最后完成。
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训蒙教约》里讲过，“以歌诗为涵养之方，学中每日轮班歌诗”。明代另一思想家吕新吾后来在《社学要略》中也提到歌诗的问题，他讲的是，“每日遇童子倦怠之时，歌诗一章，择浅近能感发者令歌之。今师其意，以读有益风化之古诗列入功课……皆有合于古人诗言志，律和声之旨，即可通于外国学堂唱歌作乐，和性忘劳之用”。这就把每日歌诗这一活动定位为“涵养之方”，把它的功用立足在德育之上，为“和性忘劳”。
一直到清代末年，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里依然要求把音乐列入必学课程。此时延续的是孔子建立的儒家乐教传统，要求“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虽然沿袭得比较死板，也能看出乐教在中国历史上一贯传承的脉络，而且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它的功用依然落在了“鼓舞之忱”这一心理状态提升的要点上，依然重视音乐除专业性以外对人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的润化。
所以说，乐教正是抓住了人与音乐最基本的依存关系，不论是吟诵、起舞，都在以一个舒缓而舒畅的节奏，使人在学习音乐本身的同时，有足够的时间感受自我在音乐中的变化。也正因这种极考验耐心的节奏，才使其成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磨炼性格的方式。
如今，距离中华民族音乐文化萌芽代表贾湖骨笛的出土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距离它的诞生也已经过去了九千年。先民们所构建的以音乐进行丰富性表达的框架，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乐教再出发
对于中国的现代音乐教育而言，由于音乐教育的进化本质在于从单一型到复合型，将音乐从单纯的学科和考学必备变成能够育人育德的一个更好介质和手段。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寻访中华优秀传统和吸收西学理论并行不悖。不论东西方，乐教都能实现道德与情感的融合统一，陶冶情操，进而达成个人人格的完善。
而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我们有更内生的礼乐教育，也应负担起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使得乐教文化不至于在西方音乐教育广泛适用的情况下逐渐消失在中国文化的时代发展之中。
《尚书》开篇《虞夏书·舜典》中有一段话，可以视为中国古代乐教一次公开的宣言。其中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之句，“和”就是和谐，就是恰到好处，音符之间配合得恰到好处就会产生优美的旋律，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和谐相处，就会收获生活的幸福。乐教就是要通过音乐来影响人的心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让心中所发、所感均符合“和”的要求，进而达到德育教化的目的。
而在发展之中，中华乐教打通了乐德、乐语、乐舞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乐舞形态与礼制仪式固化为用，具备德育教化的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可以说，中国的乐教是以礼为本，以乐为体的，乐教的最终目的在于德育教化。孔子在礼崩乐坏之时，尽力传扬乐教，以“仁”对“礼”重新解释、规范，并加上“和”的美学思想，更加丰富了乐教内在的社会和道德意义。
这种中国古代“乐教”具有的独特魅力，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西周时期具有明显伦理化、政治化、宗教化的乐教传统，以当下视角而言，已经存在部分“糟粕”，比如封建等级思想等。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甚至会出现流于形式、不懂变通，最终变成糟粕文化的复辟。因此，在现代社会追溯传统，我们有必要取其精华，有选择地继承和复兴中国传统乐教思想，重塑音乐的人文精神，为现代社会服务。如学会中国古代人能够将乐教发展为礼乐互为表里的框架模式，在现代社会中与当代中西方音乐相融合的全方位探索。
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表示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并且要求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力度。乐教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大力推广乐教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当然，这不仅需要有官方的政策支持与方向引导，也需要依赖相应的民间力量让其遍地开花。只有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相结合，同时加强自我监督与社会监督，避免趋利之人借教育之名行捞钱之实，才能让中华传统乐教顺应时代焕发新的光彩，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因此受益。
中国古代最早的音乐论著《乐记》开篇第一句是，“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音由心生，反之也化育人心。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跨越近万年历史，音乐都始终是人格健全的填充剂和个人的精神养料，可谓凡音之起，人心顺，居民乐，社会安定也。因此，我们必须在时代飞速前进的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更加注重音乐对国人心灵与精神的陶冶之用，以乐教“美化”国人的心灵栖息之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教育报》2018年05月17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