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样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60年代，因片面强调“民族化”，交响乐队的建设和交响音乐的创作都受到了冲击。对于西方交响音乐的借鉴也较为狭隘，记得一位作曲家回忆说，五六十年代在音乐学院作曲系接触的世界经典交响作品局限于莫扎特、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等古典派和浪漫派的，西方现当代交响音乐属被禁艺术，连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也受限，因为他属于“修正主义”作曲家。群众只能听到八个“样板戏”，人们欣赏交响音乐唱片，不论是西方的还是《梁祝》《嘎达梅林》这样的中国作品，都要“关起门来”。倒是各地通过“学习样板戏”而恢复或组建了一些管弦乐队，因为这些戏中都有管弦乐的编配。
　　1977年3月26日，经过中央特批，中央乐团在北京民族宫礼堂举行了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年音乐会。这是中国中断了西方古典音乐公演十年后的首次演出，欣赏交响音乐再不用“关起门来”了。
　　1980年，中央音乐学院的一批作曲专业学生，在听了来自剑桥大学的作曲家亚历山大·格尔教授举办的西方现代派作曲技术讲座后，掀起了一股探求作曲新技法的“新浪潮”，形成一个“先锋”创作群体。谭盾以一曲大量运用现代技法的交响曲《离骚》出道，随后以石、水、纸等材料开发音乐新声源，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文取向。叶小钢以藏族囊玛音调为核心，辅以泛调性和无调性现代作曲技法推出了《第二交响曲——地平线》。瞿小松的作品以大量粗犷的不协和和弦彰显狂放不羁的艺术个性。陈其钢，音乐以无调性与五声的结合来追求音色的变幻。周龙以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形成哲理性的音乐思维，其歌剧《白蛇传》荣获第95届普利策音乐奖。
　　许多老一代和中年作曲家也积极探索现代交响音乐创作技法。朱践耳以现代交响乐技法的运用一连创作了10部交响曲。罗忠镕对欣德米特的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民族元素创作出“五声性十二音集合”作品。王西麟在管弦乐组曲《太行山印象》中运用了多调性和十二音技术。“先锋音乐”在整个八九十年代蔚然成风，丰富了表现手段，然而也出现了一些唯技术至上和技术堆砌的现象。
　　也有一批作曲家坚守有调性有旋律美感的民族音乐传统家园，“先锋”技法仅作为一种特色效果或色彩变换。王世光将精湛的交响手法用于美声歌剧《马可·波罗》，形成戏剧性音乐语汇。已90岁高龄还在创作的作曲家杜鸣心，至今仍恪守将欧洲古典技法与民族音乐相结合的准则与信条。关峡将包括戏曲音调在内的民间与民族素材升华为“激情燃烧”的时代旋律，交响幻想曲《霸王别姬》被国际业内人士赞誉为“五声音阶的浪漫主义”。近年来，作曲界对现代技法的运用开始趋于理性，新技法保持在合理、合度的范围内，成为民族音调发展的助推剂，打造出一批批具有民族化音乐美感的交响音乐作品。
　　70年来，我们的交响音乐发展从曲折的道路走上壮阔而高速发展的道路。近些年来，中国的交响乐团已达到七八十支，演奏水准已整体提高至一个高新层面，且大力拓展演奏曲目并委约国内外优秀作曲家的新作。舞台上国内外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目不暇接，观众群体呈年轻化。西方惊叹交响音乐-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