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新设司级机构加强校外教培监管中央深改委：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_头条_资讯

教育部新设司级机构加强校外教培监管中央深改委：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

: 编辑：csm351

2021-06-19来源：中国经营报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正迎来最强监管。6月16日，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承担相关职能的部门由此前的处级升格为司级。

　　实际上，2018年以来，中央、各部委在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发展方面的动作频频，从建机制、构建总体制度框架，到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的治理整顿逐渐加码，再到新设司一级的新机构，要彻底解决监管难的决心可见一斑。
　　尤其是今年，各地密集开展治理和取缔违规机构，按照教育部的工作部署，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是今年重点工作任务之一，将多部门“系统治理、标本兼治”，并力争取得“重大突破”。
　　不久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对该项工作的最新定调“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也提示让教育培训机构回归教育本身的定位的决心。
　　新设司级机构
　　6月15日，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教育部官网显示，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职责是：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指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党的建设，拟订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会同有关方面拟订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机构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实施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治理，指导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执法。指导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社会竞赛等活动。及时反映和处理校外教育培训重大问题。
　　记者注意到，新机构的监管范围将学前教育培训机构也一并纳入。
　　“新机构的成立，显示了中央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重视，此前深改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曾于2018年和2021年两次就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问题开过会，说明这是老百姓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目前，教育部官网机构一栏已更新，“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显示在基础教育司后面，位列27个机构中的第9位。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此前主要承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相关职能的是一个处级部门——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隶属于基础教育司。而新设机构，从级别上有较大提高。
　　储朝晖告诉记者，相比此前的处级部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监管范围更广，权力更大，人员更多，新设立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抽调了基础教育司的一部分人手，还增加了其他部门的人。
　　目前，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部门设置一栏，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依然存在，未来该处室是否会被取消，还没有官方消息。
　　实际上，新机构的设立并非突然，教育部此前已有相关部署。
　　今年2月，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表示，2021年要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减轻学生和家庭负担，把学生从校外学科类补习中解放出来，把家长从送学陪学中解放出来。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我国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一直以来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监管缺位，二是监管乏力。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是，不会如某些传言所称要关停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而是要加强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
　　多部门标本兼治
　　校外培训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但近些年，校外培训乱象问题却成为牵动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之一。
　　教育部曾表示，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素质教育要求，开展了以“应试”为目的的培训，裹挟家长被动参与，并成为普遍趋势，干扰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和招生入学秩序，加重了学生的课外负担和家庭的经济负担，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教育部等多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也多次进行整顿。2018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调研了40.1万所校外培训机构，其中有27.3万所机构存在违规，占比高达68%。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40余万家。
　　实际上，近年来，尤其是自2018年以来，中央、各部委在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发展方面的动作频频，从建机制、构建总体制度框架，到全国范围内治理整顿力度逐渐加码，再到新设司一级的新机构，彻底解决校外培训乱象的决心可见一斑。
　　早在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了明确的重要指示，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
　　随后的2018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以下简称“《意见》”）。这个文件是我国第一个从国家层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重要文件，构建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总体制度框架。
　　该次会议强调，以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机制为着力点，构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问题。
　　教育部曾解读称，相对于2018年2月教育部联合民政部等多个部门开展的关于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这个治标行动而言，该《意见》是“着眼长远的治本之策”。
　　记者注意到，《意见》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有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前培训、超标培训等突出问题，提出了四方面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设置标准、依法审批登记、规范培训行为和强化监督管理。
　　但治理并非易事。储朝晖表示，2018年中央发布《意见》之后，各地教育监管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审批登记等。但是到了2019年、2020年，校外培训机构总量大幅上升，而违规收费等乱象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才导致了2021年以来的一系列整治行动。
　　确实如此，2021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校外培训机构的整顿力度持续加大，治理的内容也在不断拓展。
　　今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公布一批校外培训机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典型案例，对新东方、学而思、精锐教育、掌门1对1、华尔街英语等13家校外培训机构予以顶格罚款。加上此前5月市场监管总局对作业帮、猿辅导的查处，此次重点检查中，已有15家校外培训机构获顶格罚款3650万元。
　　地方治理也在密集展开。比如北京市在5月17日和18日连续两天深夜通报北京市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违规问题，共涉及27家培训机构（校区），查处的问题包含变相收费、擅自恢复线下课程、开展低价营销、贩卖焦虑等不当广告宣传、教学内容超标等。
　　江苏省也开展了“全省校外培训机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查处了明码标价不规范、价格欺诈等问题。近日，重庆市对61家校外培训机构同时开展突击检查，发现32家校外培训机构存在56项违法违规行为。另外，西宁10所校外培训机构被取缔。
　　早在今年2月，陈宝生就强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治理的重点是整治唯利是图、学科类培训、错误言论、师德失范、虚假广告等行为。治理的原则是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严格治理，综合运用经济、法治、行政办法，对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培训内容、教材教案、收费管理、营销方式、教师资质等全方位提出要求。治理的力量要注重统筹，进一步明确市场监管、民政、发展改革、财政、公安等部门的责任，共同发力，力争取得重大突破。
　　而中央对该项工作的最新定调，也提示教育培训机构会逐渐回归教育本身的定位。
　　今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会议强调，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对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要严肃查处。
　　会议还指出，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
　　专家：应加强过程监管
　　新部门的成立为行业监管带来了很多猜想。目前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经营，一般都采取预付款模式——先缴费，再上课。
　　熊丙奇认为，对于预付款经营模式，合适的监管方式是实行备案审查，即从重前置审批，转为重过程监管。而进行过程监管，则需要更大的监管力量投入。
　　在强化监管方面，熊丙奇认为，要设置合理的准入门槛，“门槛越高越好”的倾向，会导致一些不能办出证（办学许可证）照（营业执照）的机构转到地下经营，反而游离在监管之外。
　　“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要在强化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过程监管的同时，创新监管体系，把所有培训机构都纳入监管体系。”熊丙奇表示。
　　据了解，我国对线下教育培训机构已实施备案审查制度。2019年，教育部等多部门对校外线上培训开展了备案排查，重点审查机构信息、培训内容和培训人员等方面的备案材料。目前，审查排查工作已完成。
　　教育部还要求，对线上教育机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网信、电信、公安、广电、“扫黄打非”等部门建立备案审查制度、黑白名单制度，逐步实现监管的常态化。
　　目前各地已陆续公布备案名单，以北京为例，去年9月，北京市教委公布了首批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备案名单。
　　但对线下教育培训机构，我国实行的是前置审批制度，即线下培训机构需要经过所在地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并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才能开展培训，取得办学许可是前置条件。
　　对线上线下差异化管理的原因，教育部曾表示，这主要考虑了线上培训扁平化、覆盖广、规模大、变化快等特点，由县级审批改为省级备案，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监管层级。
　　新机构的成立、监管升级，是否能对教培市场乱象一招见效？储朝晖认为，校外培训市场的问题，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问题，不能仅仅指望一个机构来解决，要从源头上减少对校外培训的需求，一方面要深化教育评价体制机制的改革，减少考试分数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另一方面要推进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公立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水平和效率要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