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并且这一进程还将继续下去。因此，讨论中国的城市、市民在今天尤其重要。”在题为“城市与城市重建”的主题沙龙活动现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经济史学家李伯重这样说道。在他看来，人们要理解中国的城市是如何发展的，理解市民是什么、从何而来，而这都要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与李伯重进行对谈的是澳门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王笛。王笛长期关注成都这座城市，在《街头文化》一书中，他探讨了从洋务运动到国民党统一这半个世纪里的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互动形成的街头文化。在《茶馆》一书里，他从成都的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出发，探讨国家文化如何影响地方文化，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如何抵制和反抗国家文化的侵入和渗透。在2019年1月出版的《消失的古城》中，王笛依然从微观史角度入手，他指出，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和城市革命带来了便利，也带走了古城成都的风貌，地方文化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活动现场，王笛谈到，中国的城市发展受到国家文化的影响，一度重视“整齐划一”，使得城市越来越千篇一律；另一方面，城市也越发成为“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开始越来越少，日常交流的公共空间也受到挤压。他提醒城市规划者：“城市是市民的社会，一切要为市民的日常生活着想。”
　　中国城市的历史：市民文化的兴起
　　人们常常误以为中国古代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李伯重认为“这是极大的误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城市的存在是普遍的现象。李伯重的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家傅衣凌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有两种类型，即开封型的城市和苏杭型的城市。开封型的城市是中国最传统的城市，工商业为本城的地主服务，特征为保守、没有生气。而苏杭型的城市则是商业化的城市，工商业比重较大，城市朝气勃勃。唐代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典型的开封型城市。李伯重指出，长安城圈里面整整齐齐分布着108个坊，每个坊都有墙围起来，一到晚上全部都关闭，人员无法出入，街上没有商店。整个长安只有东市西市两个市区，每天天亮的时候，人们进市区做生意，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关门。 　　李伯重
　　这样的城市格局从唐朝后期开始至宋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认为，宋代开始出现了城市革命，过去坊和市的格局被打开，成为《东京梦华录》里面描写的那样，街道熙熙攘攘，两边商店林立。不仅城市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城市的人口也发生了变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不是像过去那样被强征到政府里为军队工作，而是为了利益进入城市，做手工、做生意，由此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以苏州为例，李伯重看到，到了明朝后期，40%-50%的人住在苏州城里，30%-40%的人住在苏州城附近，住在乡下的人只有10%-20%，当时的苏州已经高度城市化。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苏州人口加起来比所有欧洲国家首都的总人口还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中大部分人是普通劳动人民，是从事工商业的人民。苏州成为了一个工商业城市。
　　宋代，市民文化就已经出现了。在开封，茶坊每天五更天就点灯，人们在那里谈生意、聊天，后来茶馆又演化为瓦舍勾栏，普通老百姓付几个铜钱就可以在那里坐一天，听说书人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一旦进入宋代，社会突然打破沉滞，而生机勃发，”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曾经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了。”市民文化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欣欣向荣。
　　说书人的底稿经过演化，成为白话小说。到了明朝，白话小说达到极盛，“三言”、“两拍”、四大奇书《水浒》《三国》《西游记》和《金瓶梅》都出现了，表现出当时的一般市民拥有文化上的独立性，超出了官方提倡的儒家正统文化的束缚。李伯重指出， “五四”以后提倡白话文，人们之所以可以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与几百年的市民文化成果密不可分。
　　城市格局的变化：从千差万别到千篇一律
　　“过去，中国的城市千差万别，不管是江南，还是四川，还是北方的城市，都是按照自然形成的规律，市和街的形成没有统一规划。但是从晚清开始，就有一个现代化管理的模式了。”王笛指出，中国的城市改造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政府借鉴欧洲、日本、美国的管理模式，建立警察系统、设立街灯、管理交通，规定摆摊时间等等，对城市进行现代化管理。
　　清代结束以后，民国时期仍然按照现代化管理的统一模式。到了1949年以后，城市的发展也与现代化国家机器的建立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管理开始波及到中国的几乎全部城市，甚至到了县乡，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模式。 　　王笛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和国家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王笛指出，20世纪中国城市的演变都受到国家文化影响。国家文化是由中央政府所推动的文化。在传统社会，由于各个地方互相之间交往比较少，社会相对封闭，地方文化相对强势。随着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人口流动增加，国家文化越来越得到强化。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期直到今天，国家文化不断地演化，“这种思想观念要求整齐划一，集体、国家才是最重要的。”王笛认为，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城市越来越千篇一律。
　　“北上广，去哪里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城市没有特色，你怎么会喜欢它，怎么会对它有归属感？“李伯重以他年轻时阅读的一篇苏联小说为例，小说中，主人公被送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但他还是可以像过去一样，顺着列宁大街走到斯大林大街，走到某座楼某单元——两个城市不仅城市格局极为相似，连建筑物都几乎一模一样。“苏联在工业化时期建立的这些城市，几乎一模一样。中国在50年代也引入苏联的理念。一个省城，中间一定有一个月台、一个广场，有博物馆、政府。”在中国，王笛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他指出，2013年曾经有这样的新闻，刚到南京一天的法国老外，找不到家哭了起来，因为小区里91幢楼房都长得一模一样。 “过去，大杂院里没有隐私、没有卫生设备，大家都向往整齐、干净的居住环境。但是当城市变得越来越相近的时候，我们又希望能够有多元化。”
　　在王笛看来，“整齐划一”形成的一大原因是我们赋予行政的力量过于强大，“一个人就可以下令，把整个区从格局到颜色全部改造。”王笛举例，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因为他自己喜欢，大规模种植了银杏树，但实际上银杏树存在价格高昂、栽种成本高，落叶期长、影响景观，树荫较小、不适宜用作行道树等问题。“市民文化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摧毁却很容易。”
　　人际关系的变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虽然人们往往对城市的现代化管理和改造有着诸多批评意见，但是王笛也指出，我们不能够一味地怀旧——过去的里弄、大杂院条件差、卫生设备不足，现代化管理其实是必需的。在他看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搬进公寓楼，最大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开始越来越少。
　　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城市和人一样，有血脉的流通，一旦血脉被打乱，城市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城市的血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城市的文化。李伯重称，过去的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生活在狭小的圈子里，只相信熟人，首先是家族中的人，其次是天天打交道的邻里。可是，现代化的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我们打交道的人往往是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以前人们的居住环境和工作场所离得非常近，行动范围经常就在步行距离之内。在现代化城市当中，居住的区域和工作的区域被割裂。城市越大，人们每天在路上花的时间越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越来越少。他指出，“人们不能每天在一个城市中间不断地旅行，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一个圈子，这样才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伯重认为，在虚拟的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还需要有一些实体的关系。他指出，在历史上，人们为创造这样的空间进行了很多摸索，比如，欧洲的咖啡馆就是一例。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商人、文人、知识分子慢慢形成各种各样的群体、社团、俱乐部。在中国，茶馆也是一例。王笛称，最有名的茶馆是在北京出现的、老舍笔下的茶馆。今天老舍茶馆依然存在，但是它已经不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成为了旅游景点。但是在成都，茶馆这种模式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王笛谈到，成都有很多茶馆，很便宜，大家都可以去，人们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王笛认为，除了茶馆以外，社区的小卖部也是很好的日常交流空间，既能提供生计，也能为他人提供方便，是城市有活力的表现。但是，很多城市正在拆除这样的小卖部，他感到很可惜。“好的城市要真显得有人气，一定要让小商小贩能够重新出现。”他说，我们可以为小商贩划定区域、进行管理、提出卫生上的要求，但不要管得太“死”，街摊不仅生机勃勃，而且可以为无数的人提供生活的资源。他还举了泰国的曼谷、芭堤雅类似闹市区为例，各种摊贩热热闹闹，市民、游客熙熙攘攘，人气十足。“要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密，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