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早期，贵族乐器的使用制度_评论_资讯

战国早期，贵族乐器的使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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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12来源：苏田历史达人

　　自春秋晚期开始，诸侯君主们就开始追求规模形制宏大的成套青铜器，战国以后愈演愈烈。“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以此来炫耀其国力强盛和地位之尊，金石之乐在该时期达到了巅峰。
　　此外，诸侯王们大多追求声色之娱，琴、瑟、笙、篪、鼓等乐器大量出土说明了当时丝竹之乐的兴盛。本文以诸侯—卿大夫—士进行分层，对战国早期的贵族乐器使用制度进行探索。
　　一、诸侯
　　该时期目前可知诸侯规格的墓葬乐器较少，仅有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以及无锡鸿山丘成墩越国墓两例。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乐器，分别出土于中室和东室。
　　其中，中室有曲尺形钟虡一架，靠西南成列，三层悬挂编钟，一共65件，上层钮钟19件，分为6+6+7三组；中层甬钟33件，分为11+12+10；下层甬钟12件，镈钟1件。分为3+6+4三组。铭文显示镈钟为楚王所赠。
　　编磬靠北成列，共32件，又有建鼓1件，小鼓1件，排箫2件、笙4件、篪2件、瑟7件小扁鼓1件，中室所出乐器被认为是庙堂使用；东室内有琴1件、瑟5件、均钟1件、鼓1件、笙2件，东室乐器被认为寝宫用乐。
　　曾侯乙墓的钟乐器组合较为复杂，经过后期组装形成出土时的形制。李纯一根据测音结果，对编钟进行复原。他提出，上层钮钟第一组6件音律混乱，属临时拼凑，第二、第三组原为一组，被强行拆分为两组，且还差一件宫音钟。原应为14件。
　　中层三组音律齐全，但中一组和二组相比，仅少了一个音，其余均相同，应不悬于一架钟虡上，且由于中层一组有14个簨虡眼后被填平的痕迹，由此，应是上层的14件钮钟悬于中层一组的位置。
　　下层原没有楚王镈，由于该镈钟的加入，原来的音列被打乱。位于二、三组中间的一件钟被迫挪到一组最右，一组三件甬钟分别左移一位，最左一个甬钟由于没有位置，直接没有下葬。由此，二三组原为一组，共10件。一组原为3件。
　　复原后的编钟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左侧一组14件钮钟、正面为12+10两组甬钟；下层左侧一组甬钟3件，正面一组甬钟10件。下层甬钟充当低音乐器。编钟加上编磬，再加上鼓、琴、瑟、笙、篪等乐器，应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乐队。
　　具体的位置应是，编钟西南方向陈列，编磬北向陈列，形成曲形，琴、瑟、笙、鼓等乐器陈列期间。根据出土的两根撞木及三对钟槌可知编钟演奏为5人，加上编磬1人，瑟7人、排箫2人、篪2人、笙4人、鼓1或2人，一共22人左右。墓葬中随葬了21名女性，可能是属于这个乐队。
　　另外，寝宫乐队的演奏人员大概是10人左右。相比于春秋时期的墓葬，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南部地区，诸侯、卿大夫等级墓葬中出土的乐器都以金石之乐为主，辅以鼓乐器，在春秋中晚期少数墓葬有出现瑟、箫等乐器，而战国早期的曾国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琴、瑟、篪、笙等乐器，且金石之乐的数量上相比于春秋时期也大幅增加。
　　从该墓葬九鼎八簋以及曲尺形钟虡的出土上来看，战国早期并非无礼可循，反而是严格遵循礼制，由此，这个时期，应该是乐器制度的拓展，乐器种类和数量愈加丰富，非金石之乐和金石之乐开始一同用于祭祀、燕飨、射礼等场合。
　　一方面，通过乐器的陈列方位及其数量等因素显示贵族的地位及身份，另一方面，非金石之乐更能带来声色之娱，在礼乐的进行中可以享受到愉悦的心情。孟子在觐见齐宣王提出了“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新乐多由丝竹乐器演奏，以宫寝乐队为主，而从战国时期随葬的大量金石之乐可知，该时期的庙堂之上不可能只有“进俯退俯”的新乐。
　　孟子认为，今乐和古乐一样可以定君臣、明贵贱。随国的乐器制度应是对中原礼乐制度的一种灵活运用。无锡鸿山丘成墩越国墓从墓葬规模及随葬器物来看，大致规格相当于诸侯，但从墓主身份来看，丘成墩越国墓的墓主身份推断为越国大夫，应是厚葬的产物。
　　战国初期是越国最强盛时期，随葬乐器有镈钟11件、甬钟10、16件共两组，编磬16件、悬鼓座4、句鑃29件、丁宁3件、錞于10件、悬铃34件、三足缶3件、振铎4件。从随葬乐器来看，丁宁（钲）、錞于、振铎等乐器主要运用于军事中。
　　《国语吴语》记王亲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皆作。可见，丁宁、錞于、铎、鼓通常以组合的形式一同出现，应该是合奏的形式。錞于在战国中晚期以后也经常以单个的形式出土，可能也可单独作为军乐器。
　　句鑃是流行于吴越地区的一种乐器，大多出土于越人居地，句鑃主要用于燕飨，乾隆五十三年于江苏发现的一枚句鑃，器身铭文：“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姑冯同之子择氒吉金，自乍商句耀，以乐宾客，及我父兄，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可见，越国的乐器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用于祭祀燕飨，主要有镈钟、甬钟、句鑃、鼓，二是用于军乐，主要有甬钟、钲、錞于、铎、鼓、铃等。越国在春秋时期地处偏远，与中原地区少有联系，一直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直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战国初期勾践已灭吴，并称霸王。
　　后又迁都至琅琊（今山东），开始大量接触中原文明，所出的甬钟、镈钟、磬、悬鼓均是仿自中原乐器组合形式，而钲、錞于、铎等也由中原传入。
　　可见，越国称霸王后开始仿中原礼乐制度，甬钟10+16的数量大致也是春秋时期中原8件甬钟规格的扩展，11件镈钟的数量同样是以8为基，灵活增加。
　　从上述两个诸侯规模墓葬出土乐器来看，战国早期金石之乐的组合依然沿袭了春秋时期的镈钟+甬钟（钮钟）或是镈钟+甬钟+钮钟的组合，按照李纯一的复原，曾侯乙编钟原为上、下两组，墓葬实际出土为上、中、下三组，可能是为了配合九鼎八簋的诸侯墓葬制度。
　　春秋中晚期的诸侯金石之乐组合即是上、中、下三组，为了显示诸侯的身份，所以特意加入了不和音律的上层钮钟。而丘成墩越国墓葬，所出一组镈钟、两组甬钟同样可仿新郑李家楼窖藏三层进行排序，另外，从春秋墓葬来看，錞于、钲等军乐器主要同出于诸侯墓葬，战国早期沿袭了这个形式，想是同样为了凸显身份。
　　二、卿、大夫
　　战国早期，卿、大夫随葬乐器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场景，金石之乐十分盛行，不仅数量远远超过春秋时期，而且区域分布之广，该时期，卿、大夫乐器制度趋于混乱，七鼎或五鼎的卿大夫随葬三组编钟及一组编磬成为常态。
　　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战国早期卿大夫所用金石之乐的组合通常为两组或是三组，即镈钟、钮钟、甬钟的三元组合或是其中两两组合，通常再加上一组编磬。按照春秋时期钟类乐器制度，应为两组，而实际上卿大夫随葬编钟以三组为主。应当是乐器制度的进一步提升。
　　从数量上来看，甬钟的数量大多为8或是8的倍数，十分齐整，而钮钟的数量则比较混乱，既有同于春秋时期的9件成编，如山西平陆尧店村虞国墓地、易县燕下都16号墓、琉璃阁M75等，又有8件、10件等成编的组合。
　　而镈钟的数量以4为基数，灵活增加，以一组编镈为主。从非金石之乐来看，以信阳长台关1号墓为例，该墓出土木瑟3件、木鼓2件，加上竹简中记载的1件竽和2件笙，对照镇江丹徙王家山墓的纹盘乐舞图，除去舞人，演奏笙类3人，另有4人无法分辨，应为演奏瑟、鼓乐人。
　　此外，信阳长台关1号墓锦瑟上还有一副彩绘，再现了宫廷乐舞场景。其中乐人两排，十人乐队，前排从右到左，第一人吹笙、余三人无法分辨，第五人持双槌作敲打，其左侧疑为一建鼓，第六人在舞蹈。
　　后排右起第一人在弹琴、第二人在拍手歌唱、第三人似肩抗一短瑟、第四人似扛一件弦乐器、第五人跪姿在架子前，双手似持有物，可能在敲钟。
　　除了楚墓以外，其它北部地区的墓葬少有非金石之乐的发掘，其原因可能如另一方面，王子初所说，“漆木质的乐器只有在与空气完全隔绝的饱水状态下，才能保存数千年。”可能这类乐器由于气候和地域的原因，北方地区难以保存到今天。
　　章丘女郎山战国奏乐俑，既有钟、磬、也有鼓、瑟，同样为此类乐器的存在提供了证据。该时期卿大夫墓葬中并没有祭、飨乐器以及宫寝乐器的差别，可见，所有乐器既用在礼乐场合，也用在非礼乐场合。
　　尽管战国早期，卿大夫所用乐器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所拓展，在排列上也通常采用三组排列，但相比于诸侯用乐，无论是曾侯乙墓还是以诸侯礼厚葬的越国贵族墓，均在规模上小的多。
　　三、士
　　从春秋时期的墓葬来看，士阶层没有出现编钟、编磬类的金石之乐，至战国早期，诸侯及卿大夫阶层在使用金石之乐上扩大规模，但从已知墓葬来看，士阶层依然不随葬金石乐器，而是以丝竹之乐为主。
　　长沙市杨家湾六号墓葬出土有乐人俑，其中有鼓瑟俑人、吹笛俑人以及击鼓俑人共4件，墓主身份应该为上士，瑟、鼓、笛应该为合奏形式，是一个四人的小乐队。从该俑人来看，士阶层所用乐队组合基本和卿大夫相同，但规模应该小于卿大夫。
　　该时期出土的士墓葬及乐器并不多，可见，这个时期士阶层的社会活跃度仍然不高。总的来说，战国早期乐器制度，应是春秋晚期乐器制度的延续，即金石之乐和丝竹之乐的乐队模式，共同作用于礼乐场合。
　　四、总结
　　本文从墓葬中的礼乐器入手，对战国早期的乐器组合及其特征进行探讨。从墓葬乐器来看，战国早期，同一等级贵族使用乐器并非是一致的。战国早期，墓葬乐器达到了巅峰，贵族用乐规模进一步扩大，大夫随葬三组编钟及一组编磬成为了常态。在乐器组合上，沿袭了春秋晚期的组合，即金石之乐和非金石之乐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