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12月21日23时，简其华先生仙逝，享年98岁。本版特刊发左权籍传记作家刘红庆生前2013年采访简其华先生后所写文章，该文尚未发表，较全面地介绍了简先生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搜集、传承、传播之旅。
　　在马思聪介绍下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部工作
　　简其华的家乡在广东省南海县西樵镇，与康有为、詹天佑是正宗同乡，小学在广州市立二十三小就读。据他回忆，那时的小学音乐等教育比现在的水平高，专门有一门课叫“图功音体”。
　　简其华家境一般，真正影响他人生轨迹的，是他的两个哥哥简滨和简川。日本投降后，简其华考取了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学校音乐系的主任是马思聪，黄飞立教指挥，赵沨教音乐欣赏与合唱。简其华说：“我们的音乐学院很穷，资料很少，赵沨给我们上一次音乐欣赏课，拿一个手摇的唱机、一张唱片就欣赏了，此外除了唱歌就是唱歌。”
　　简其华从训练班升入本科，三年毕业，就到了1948年。
　　这时候，哥哥简滨介绍简其华到越南岭南中学做音乐老师，音乐课分为三样：乐器、唱歌和欣赏。
　　在越南西贡，简其华工作了四年。四年间，他除了教书，也自学提高自己。而这几年间，越南并不太平，法国人武装占领了西贡，胡志明的部队从北方一直打到南方。越南快要解放时，西贡采取了戒严措施，晚上居民不能外出，简其华感觉在那里的生活没意思了。于是他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写了一封信。没多久，马思聪便回信说：“你回来吧！”
　　简其华先回到广州，后到北京。他回忆说：“那时北京解放了，侨联真不错，我们下了火车就登记学生华侨，从广州一直到北京都有学生迎接，把我们拉到东管房那儿。”侨联帮助国外归来的学生办理升学手续或介绍工作。简其华说：“我有马思聪的信，中央音乐学院就同意接收我，我得到人事部门的通知，拿着信就去报到了。”
　　那时中央音乐学院还在天津，1952年9月18日，简其华到了学校，被分配在研究部。研究部负责人是李元庆，从延安回来的，简其华是研究部里最年轻的一员，才二十几岁。
　　研究部已经做过《中国古代音乐史展览》。简其华回忆：“那时国家跟苏联、东欧的关系密切，音乐家之间来往也多，苏联和东欧的音乐家来了，就看这个展览。”
　　简其华到时，音乐学院只有音乐史研究室，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翻译《弦索备考》。这是一部手抄本中国器乐合奏曲谱集，为清人荣斋所编。简其华说：“杨荫浏（音乐教育家，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里面有13套民乐合奏。它跟其他谱子不一样的地方是，总谱之外每件乐器都有分谱。”简其华要把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
　　简其华用时近一个月将《弦索备考》翻译完成。但当时的音乐研究所没有民间音乐的专门研究机构，所以他在翻译乐谱的同时，就跟着杨荫浏、王迪做北京音乐——京音乐。
　　简其华回忆：“采访北京智化寺京音乐，杨荫浏很重视，我们一起写了采访报告，报告里的图是我画的，因为我跟大哥学过。后来我还画乐器。研究所的人都知道我的画像模像样。”
　　河曲：在此采风三个月
　　感受到当地民歌感情的真挚
　　在杨荫浏主持下，1953年12月，研究部民间音乐研究室正式挂牌。张鲁任研究室主任，李佺民任秘书。“张鲁在延安时期就做民间采风工作，搞《白毛女》，对民间音乐很熟悉。”简其华说。
　　1953年年底，民间音乐研究室一成立，就组织了一次到山西河曲的采风活动。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组织这样规模的采风。
　　一行人到了太原，山西省艺术学校派两个人专门负责接待。
　　他们希望通过山西本地人了解山西民歌的整体状况，便问当地人：“哪里民歌比较多比较好？”山西方面的人说：“听说河曲民歌不错，但我们也没去过。”简其华说：“那个时候没有人去河曲。河曲太偏僻了，交通不方便。”
　　而简其华一行选择了河曲。他回忆：“我们先坐火车到阳曲。下了火车就没有公路了，满眼都是黄土高坡。我们坐上大板车，把行李也放上去。可是第二天，大板车也不能走了，只能赶着毛驴走。我们坐上毛驴，行李也拴在驴背上。路弯弯曲曲的，走了三天才到河曲。”
　　到河曲先找到文化馆，文化馆安排他们住进了河曲县招待所。采风队的八人安顿后便分成四组采访，分几个点深入了解民歌。因为民歌中多是酸曲，河曲老百姓并不愿意在外人面前唱，所以简其华的印象是：“老百姓不敢唱。”因为研究部只有一台录音机，采风队没有拿，这样采风队只能全靠手记。
　　简其华至今依旧记得当年的感受，“河曲人民生活很苦，很多河曲民歌反映了这个地方的苦。老百姓没文化，唯一的文化就是唱歌，民间记忆和历史沉淀下来的东西，都编成歌来唱。最典型的《走西口》，唱的就是他们的悲苦命运。”简其华说：“很多催人泪下的歌，我都是低着头记，怕别人看到我流泪。”
　　河曲民歌简单，但高度浓缩了情感。有一首《赶毛驴》唱：“人在外头心在家，家里头堆着一朵花。”有押韵，有比喻。简其华由民歌的好联系到现在创作歌曲的贫弱，他说：“我们现在写的歌，长不溜丢的拉不断，每一句都好听，但太多好听就等于不好听，真正感人的还是民歌。”
　　简其华还说，南方民歌和北方民歌不一样。南方的如绍兴越曲，很抒情，不高亢，广东粤曲就比较咋呼一些。他庆幸自己能比较完整、集中地在一个地区学习当地民歌，“而且河曲民歌歌词的文学性强，音乐旋律性也强，因此很受欢迎。”
　　简其华一行在河曲采风了三个月，八个人，谁到了什么地方，都很清楚。赵宽仁对历史非常了解，就重点采访了“二人台”，于是“二人台”的调查报告由赵宽仁来写，其他则都是集体的。他们的采访成果最终做成了一本《河曲民歌探访专集》。
　　结束了河曲采风之旅，他们没有再回天津，而是直接到了北京十间房。在他们下乡期间，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搬到了北京。
　　贵州：三个月中体会到，只有在艰苦的地方才能得到好东西
　　1954年3月，研究部正式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改名后的第一个大手笔，是1956年到湖南做了一次民间音乐大普查，形成了《湖南音乐普查报告》。简其华说：“那次由杨荫浏带队，老先生年轻人一块，搞业务的十多个人都去了。”他们跟湖南当地的音乐干部混编，分成几个组一块下去，湖南主要的县城都去了。“有录音机，什么都录。戏曲、曲艺、民歌、器乐，苗族、土家族、侗族都有，汉族地区甚至包括寺庙音乐在内，大概去了两个月。”简其华回忆：“当时大家感觉掌握的少数民族音乐太少了，几乎是个空白。”
　　常言说，“三军未到，粮草先行”，搞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没有材料怎么行！正当研究所的人为缺乏材料着急时，中央民族学院也为缺乏一手的民族文化资料而筹划下去搞调查。
　　在民族专题调查上，中央民族学院的吴泽霖教授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做过贵州苗族的专题调查，是这方面的先驱。于是，简其华和同事们专门拜访了吴教授。简其华一行虽然只考察少数民族的音乐，但如果能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民俗有进一步了解，对理解起民歌来将更有帮助。虽然音乐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既没有经济上的关系，也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但他们都把眼光投向了贵州苗族，他们互相借鉴，目的是把一个民族的多彩生活记录下来。正因为这样，简其华说：“中央民族学院很欢迎我们搞少数民族音乐调查。”
　　1957年春天，33岁的简其华和何芸、张淑珍两位女同事离开北京，前往贵州苗族，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黔东南的台江县。何芸带队，张淑珍负责后勤和资料工作，简其华因为是男性，所以是劳动力。
　　车到台江县城还算方便，但要继续向乡间走，麻烦就来了。简其华回忆：“那里的生活确实比较艰苦，但是不到生活艰苦的地方就得不到好东西，因为丰富的原生态音乐资料都贮藏在边缘的、艰苦的、交通不方便的地方。”简其华、何芸、张淑珍由当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带路，像探寻宝藏一样，靠自己的双脚朝崇山峻岭走去。简其华说：“县城录音不成问题，但下到乡间，有的地方没电，就艰苦了。而且没有路，没办法，我们每人拿根棍儿打草，因为怕路上有蛇。”
　　离开县城到了苗寨，只有骡马店没有招待所，需要自己做饭。住宿就是一个大房间里一个大通铺，一张大蚊帐，大家不分男女，钻进去就睡觉。这个过程中简其华发现，西南少数民族民歌歌词丰富，但曲调比较少，相比较而言，西北一带旋律更丰富。
　　“苗族民歌唱来唱去离不开飞歌，很有特点。他们唱歌在生活中是不让人听见的，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苗族人的恋爱方式是以民歌为媒，端午之后，选个日子进行龙船比赛，到晚上，男的邀请女的出来，在树林底下比较背角的地方对歌，只要对方能听见就够了。唱身世，唱家庭，怎么爱慕，都唱出来。之后有机会就唱，一直唱到情投意合，直到结婚。”
　　在苗寨采访的三个月，他们还关注到苗族乐器芦笙和鼓。苗族女性打的鼓有铜鼓，也有皮鼓。简其华又是录音，又是照相。他从小对相机不陌生，读大学的时候也喜欢按两下子，“那次带的是36张胶卷的那种，是在天津时领导买的。”
　　简其华为芦笙拍了照片，专门就芦笙话题进行了采访。贵州苗族芦笙太丰富了，小的很小，大的差不多有楼顶那么高。因为研究所正在筹备乐器博物馆，所以简其华从贵州定制了一套芦笙，大大小小的很多件。这些芦笙都是纯手工制作，平时没有人这样大批量采购。但运回北京是麻烦事，简其华专门弄了一个大箱子，把置办的芦笙运回京。这批芦笙一直在各种乐器展中展出。
　　在贵州三个月，简其华的最大收获是出了两本书——《苗族民歌》和《苗族芦笙》。“音乐出版社对李元庆领导的研究所很尊重，我们的东西基本上写一本出一本。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少数民族芦笙的几个孔怎么按、怎么吹，很有学问。在那里，七八岁的小孩就接受这样的教育，有人教他们吹，但他们没有谱，老师说，孩子听，靠人们一代代传下来。
　　第一次去新疆：找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统音乐
　　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继续进行。简其华回忆：“国家民委通过组织民族学院教授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搞政治、经济的好找，但是缺少艺术方面的人，因此找到中央音乐学院。那时候民委出钱，我们出人，研究所好几位同志参加了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简其华主动报名到新疆去，因为新疆民族多，音乐丰富。
　　“我担任副组长，负责哈萨克族民族音乐的调查。第一站到兰州，没有招待所，也是睡通铺，用篱笆盖的，躺着就睡。”从兰州继续向西，没有火车了，坐没篷没盖的解放牌卡车，“虽然还是9月，但我们把棉大衣、靴子、棉被等冬天穿用的东西都带上了。在卡车上没有8点钟起床、12点开饭一说，看着有冒烟的地方，不管几点钟，吃了饭继续走。”
　　在大漠上颠簸三天，到了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伊犁，也要三天，坐一样的车。到伊犁，简其华一行住进伊犁歌舞团的空房子里。
　　因为所有人都身处“大跃进”的环境下，所以各县各州也要把“大跃进”的生产成绩拿出来展示，这也是音乐调查的项目之一，但是展示出来的多是充满“炫耀”“浮夸”式的诗歌创作。简其华一心想要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统音乐，而不是为顺应形势而创作的作品。这多少与当时的主流思想有点偏差，因为整个调查组强调的是不要独立搞自己单位的东西。
　　简其华回忆：“民族学院的老同志侯方若很懂业务。他知道我搞音乐要传统的东西，就支持我录音，有空儿还帮我找艺人来唱歌，唱伊犁民间流传的套曲。”
　　伊犁歌舞团有人专门做冬不拉，简其华像在贵州订购芦笙一样，也在伊犁订购了一套冬不拉，大大小小至少七八个。
　　1958年到1959年，简其华在新疆待了半年时间，一方面做社会历史调查，另一方面给找到的民歌录音。
　　第二次到新疆：系统研究木卡姆
　　1962年，38岁的简其华再次提出到新疆去。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在研究所工作的毛继增请求跟简其华一块去。两个人到了新疆，毛继增搞哈萨克冬不拉，简其华还到伊犁地区，又沉下心来做了半年研究，这一次他对北疆的木卡姆（维吾尔民歌）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他说：“大概一百多年前，人们从乌鲁木齐到北疆伊犁，把南疆的木卡姆带了过去，并在北疆流传开来。由于历史原因，或者是经济方面的，或者是艺人个体的，在北疆，南疆的东西有一部分失传了，比如‘十二木卡姆’只剩下十个，不完整了，但北疆很快又创作了四部木卡姆，所以木卡姆南疆是十二部，北疆是十四部。这是木卡姆的传承，也是发展。”
　　简其华对传承和发展都没有偏见，拿着录音机，全部录了下来。他后来完成了《北疆木卡姆》一书，在他眼里，伊犁民歌很好听，“新疆歌舞团一般唱民歌，大部分是开朗、清楚的伊犁民歌，而南疆民歌比较传统。”
　　简其华把木卡姆作为自己一生的主要研究对象。他发现，新疆人把民歌串起来，因此很有感染力。“为什么要串起来？因为维吾尔族有一种晚上的活动——星期五晚会，请来亲戚朋友，席地而坐，吃个饭，吃个水果，热闹热闹。这样的场合，就会请两三个艺人唱歌，一首不过瘾，两首还不够，慢慢地就把民歌串起来唱了，一首接一首地唱。内容上可以有联系，过门儿非常连贯，还很好听。”
　　简其华说，新疆人伴奏使用的铁鼓也非常具有地域特色。铁鼓，鼓腔是铁的，用羊羔皮或者骆驼皮蒙上，不用牛皮。通常情况下，是一大一小两只鼓，大的声音类似“嘟噜”，小的声音类似“登答登答”。再加上一个人吹着唢呐，吹出民歌的旋律，而打鼓的只打自己的节奏。慢吹紧打，融为一体。如果乐器齐全，会使用三对鼓，还会有人拉风琴。
　　简其华尽可能体会这种合作形式的妙处，他发现，虽是两只鼓，但其中一只的鼓点很明白，鼓师会永远打一个节奏，一直打。而另一个鼓师会像变奏曲一样，围绕着前一个鼓师打。简其华把这一切全录下来，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陆续出版了《新疆伊犁维吾尔民歌》《新疆维吾尔歌舞赛乃姆》《哈萨克民歌》《北疆木卡姆》《论新疆音乐》《新疆鼓吹乐：维吾尔唢呐和纳格拉合奏套曲》等著述。
　　他也研究了王洛宾。他说，王洛宾对新疆民歌很了解，其实他有三类作品。一类完全是自己创作的，一类是吸收少数民族某些音调改编的，但有自己的创作成分，还有一类是他听着歌词，按照汉族音乐重新编写的，词还是原意。“当时不让署名，都说是新疆民歌，有的确实是他的，所以王洛宾对新疆民歌的贡献，传播只是一部分，还有创作与改编。”
　　从新疆回来，简其华还去过两趟陕北，接着参加了研究所“两史一论”的写作。所谓“两史一论”，是指《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民族音乐概论》。这是组织全国各个院校的研究力量做出来的三本书，作为教材使用。
　　“文革”结束后，简其华参加了《中国音乐词典》的编写，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教学任务。说到乔建中、伍国栋、田青等新一代学者，简其华说：“他们不是我严格意义上的学生，我年纪大，他们青出于蓝，做学问为人都不错。”
　　可以说，音乐研究所的60年，就是搜集整理研究传统音乐的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