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曲家谷建芬日前在《广而告之》“文明只差一点点”公益项目启动仪式上说：“现在中国音乐创作发展进入谷底。我写的歌，没有收到过什么著作权费用。有的歌手唱公益歌曲成名，出场费六七十万元，可词曲作者一分钱都没得到。”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谷建芬与乔羽、赵季平、三宝等13位国内著名音乐人就联名向演出商发起保护著作权人的法律声明，希望通过推动著作权问题的进一步解决，给大家留下一个共同发展、正常健康的音乐时代。

那么，国内的音乐创作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面临着哪些困境呢？

著作权保护不够很难出好曲

对此，“女子十二乐坊”音乐总监梁剑锋说：“我们国家在音乐著作权保护上确实存在着一定问题。长期以来大家对免费听歌习以为常，音乐家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在国外，作曲家如果创作了《老鼠爱大米》这么一首曲子就可以拿很多版税，一辈子不用再为生存发愁，可是在中国，无论写出多好的曲子，还是要靠作曲数量才能维持作曲家的生存。”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小高只有在业余时间才会从事一些影视作品的音乐创作。她认为，现在作曲方面的年轻人缺少平台，虽然作曲系学生学得很全面，但大部分人还是在写流行音乐、影视音乐。“作曲家要生存就需要卖歌，现在好多唱片公司收歌，基本上一首曲子三四千元一次性买断版权。”小高现在写这种歌曲大约一周完成一首，但她也表示自己不会为了兴趣而作曲，只是把作曲当成一种谋生手段。著作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使得很多年轻的作曲人看不到踏实作曲有什么希望。

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秘书长金兆钧说：“现在中国音乐创作事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著作权保护不够，使得作曲家得不到应得的利益，很多作曲家长期处于匠人似的工作状态，只能求多干，很难求干好。”

人才缺失制约民乐创作

比起流行音乐来，民乐显得小众一些，民乐创作除了著作权问题外，还面临着人才缺失的困境。梁剑锋认为，现在民乐作曲多用西方手法。“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些曲子很受听众欢迎，因为那些作曲者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民乐与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就格格不入了，因为作曲者缺少足够的生活和文化的积淀。十二乐坊之所以能出来，是因为把民乐跟观众的距离拉近了，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我们也很注重突出民族音乐的民族性，不用复杂调式或炫技技法，注重旋律优美。”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李光华认为，现在能写民乐的作曲家太少。“对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我们可以给他们很好的平台，只要写出好作品就给他们找乐队演奏，但现在作曲系的学生对民乐的作曲手法了解得太少，不像郭文景、谭盾那个时候学作曲，因为他们在传统民乐方面的研究很深，所以才能写出那么多好的民乐作品来。”对于这种现状，李光华认为，应该改进目前的教学方法。“某个作曲家一旦有些名气，委约创作就会接踵而至，这边一个电子音乐要作，那边一个话剧需要配乐，电视剧音乐、广告音乐让作曲家应接不暇，那他的好作品就会变少。其实很多著名作曲家的好作品都是上学时写的，我们应该给青年和学生更多的机会创作。”李光华说。

交响乐缺少推介平台

创作交响乐与创作流行音乐是不同的，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但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李滨扬说：“交响乐本身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题材范围，需要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创作，而且交响乐的创作需要作曲家有很好的潜质和创造力。作曲家写交响乐的时候一般不会考虑经济因素。”

交响乐的发展还存在机制问题，李光华说：“现在作曲系学生创作一首交响乐只是写出曲谱给老师看看，一首作品如果不被演出，其实并不能知道它是什么效果，但这里面涉及成本问题。”学校需要给学生提供一个平台，支持他们的音乐实践。对此，李滨扬说：“现在学生的交响乐作品不是特别容易推广。在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毕业作品还有学校乐队演奏，到现在本科毕业生或研究生的作品都演奏不了，学校也想改善这种情况，但不好解决。”

尽管院团、企业近年来不断在各个层面进行作曲家委约创作，但其视野基本上停留在少数几位作曲家身上。李滨扬表示：“部分院团的委约作品就那么几件，肯定要考虑作曲家的名气等因素。”

“在西方国家，古典音乐的创作都有财政支持，他们会为一些年轻作曲家提供平台。国内现在很多作曲家喜欢写交响乐，只不过演出机会少，对于交响乐这种高雅艺术，国家需要有基金和政策扶持，为作曲家提供一种长期而稳定的音乐创作机制。交响乐的发展不能完全靠市场。”金兆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