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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音乐编年的音乐研究!

编辑:csm351
2022-03-06来源:百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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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编年要求的是对每个时间点上的音乐事件和人物进行前后联系,给予全盘地考虑以突显同一音乐事项,在不同时间节点内的不同表现,从相对外围的材料去关注被学者忽视的层面。笔者整理唐代音乐编年下的《破阵乐》犹是如此。《破阵乐》与太宗之威名是分不开的,它由民间所奏的歌舞一跃登于雅乐,而在宫廷宴群臣的场合演奏,与唐以前的雅宴之乐泾渭分明形成天壤之别,除了说明当时音乐之风开明外,《破阵乐》在雅乐中的确立更代表太宗地位的确立。
  《破阵乐》对臣民的教化性
  太宗在政权确立之初适时地运用乐舞这种形式和乐舞的内容来强化自己形象和统治,可见《破阵乐》脱离其音乐本身之外对臣民的教化性。几年来《破阵乐》一直持续在冬至享宴和国有大庆时进行演奏,这正是太宗政治稳定、音乐之风开明的最好见证。也只有环境稳定时《破阵乐》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于是到了贞观七年,由太宗亲自制作乐舞图,然后由吕才紧锣密鼓的排练,最终以超高效率在宫廷演奏。此时无一例外地集中到《破阵乐》舞图所绘之队形、人数、衣物、道具等乐舞细节。
  《破阵乐》以乐舞本身形制发展
  这一时期《破阵乐》变迁是以乐舞本身形制发展为主的,注重的是其娱乐性,但《破阵乐》舞容乐风的发展同时也少不了皇帝对音乐的支持。王权更迭到了高宗朝,高宗对《破阵乐》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将其下令废止。对高宗来说《破阵乐》就是代表太宗的政治符号,为了避免群臣观赏《破阵乐》时联系新旧政权进行比较。
  高宗为《破阵乐》改名
  其后高宗接受《破阵乐》并为其改名、改乐队编制而开始关注到乐舞本身,关注《破阵乐》音乐性、娱乐性也是高宗政权稳定的产物,此时《破阵乐》的记载呈现出一片和谐的音乐讨论之风。高宗朝制作的《上元舞》接替了《破阵乐》的地位,一跃成为执朝者的代名词。此时新制的乐舞、庙乐层出不穷,《上元舞》自然而然地接替《破阵乐》承担常奏于庭的工作。
  《破阵乐》追思先祖
  678年经太常少卿的奏请,《破阵乐》作为宣扬祖宗盛烈的前代乐舞不能束之高阁,对太宗哀思甚久的高宗在听完多年未竟的《破阵乐》后“欷歔感咽”。这一刻体现的都是《破阵乐》作为乐舞,追思往日、祭天、祀先祖的功能。这体现的是一个循环过程,是乐舞伴随着政权更迭体现的不同内涵。在政权建立之初统治者更加关注的是乐舞所彰显的意义,如何教化民众。无论是太宗政权建立之初将歌颂自己功德的《破阵乐》作为雅乐演出,或是高宗在政权建立之初废止《破阵乐》演出,都是看到《破阵乐》所表现的具有确立统治或代表政权的意义,以礼乐体现政治意图。
  高宗改制《破阵乐》
  随着统治稳定、文化开明、音乐之风盛行,乐舞的音乐性、社会性随即得到体现。太宗体现为制作《破阵乐》舞图并令吕才教乐工,高宗体现为改制《破阵乐》的乐器、演奏形式等。这一时期的音乐不再拘泥于政治讨论,不再局限于它所表达的意义,纯粹只是在乎其乐舞形制、舞容舞风的变化,与音乐本身更加贴近而具有艺术价值。在不同时期着眼于乐舞意义、乐舞形制的侧重点后,到了政治统治成熟期开始关注乐舞的功能。古人以为音乐能通天感地,尤其具有祭天、祀先祖的功能。
  于是当政权稳定成熟便开始反观自己的政治得失,他们期望用音乐沟通天人,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政权建立之初,以乐舞确立、稳固统治,教化民众;政治稳定,开始关注音乐本身,注重其音乐性和娱乐性;稳坐江山时开始观统治的天人得失,偏重音乐祭天地、祀先人的功能。如此循环往复,便是古代音乐伴随政权更迭、发展笼统之常态。古代音乐虽然一直伴随于礼,依附于政治,但也促成了一代代开明的音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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