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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郑德仁:我的音乐历程和我的低提事业

编辑:csm351
2022-01-23来源:百家号
  【编者按】1月19日,“郑德仁先生百岁生日音乐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作为中国职业交响乐团里的首位华人低音提琴演奏家,郑德仁为中国乐迷演奏了难以计数的古典音乐;作为中国低音提琴教育事业的元老,郑德仁更是桃李满天下,在国内乃至世界诸多乐团都能见到其高足的身影。2015年,郑德仁应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之邀阐述他的艺术思想,郑德仁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从自己怎样步入音乐、专业学习、演奏经历到培养低音提琴学生的历程,娓娓道来。
  郑德仁在国立音乐院旧址
  爱好音乐,步入音乐
  1923年我在上海出生,原籍广东中山。我小时候居住的虹口区石库门地区,大部分都是广东人,邻居叔叔伯伯都很喜欢音乐,晚上经常聚在一起吹吹打打,我就跟着他们学会了二胡、扬琴、秦琴之类的乐器,并学会演奏《步步高》《娱乐升平》《三潭印月》等广东轻音乐。自小萌生了对音乐的爱好。
  我少时就读于广肇公学,由于学校音乐条件很好,音乐老师毕业于师范学院,她教会我读懂五线谱唱歌,还参加了童子军军乐队,并任军笛小队长。1936年曾代表学校及上海市赴南京参加全国童子军大检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9年我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附属中学,我除了学习普通课程,还选修了小号,后改学小提琴,学校专门聘请音乐老师指导,同时也参加了学生管弦乐队,开始接触到正规的西洋乐器和西洋音乐。
  1941年,突然太平洋战争爆发,正在海外谋生的父亲与我们失去了联系。那时我才十八岁,是家中的长子,家庭的生活重担就落在我的肩上。
  为了一家六口,我只能放弃求学而去寻找工作,此时,一些平日爱好音乐的朋友们要与我结伴组成一支小乐队到当时市内的夜总会去打工,于是我们很快地组成了一支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吉他等十二人的乐队,再带了两位年轻的女歌手,到当时名叫“高士满cosmo club”的夜总会去试奏流行音乐,很幸运让该夜总会的老板看中,正式聘请我们到该夜总会去演奏,订了三年的演出合同,给予我们优厚的待遇,解决了我养家的生活问题。
  于是我们乐队每天到高士满夜总会演奏,这所夜总会本来就有一班十分正规、水平很高的菲律宾乐队,专门演奏美国爵士乐,于是两个乐队每天轮流演奏,每当我们演奏休息时,我就聆听菲律宾乐队演奏爵士乐,听多了慢慢喜爱上爵士音乐。菲律宾乐队的领队班尼先生对我很友善,给我讲述许多关于爵士音乐的知识,还让乐队的贝司手教我演奏贝司的弹奏法和低音五线谱,从中我懂得了爵士乐的奥妙,也时常客串演奏贝司,因该乐队的贝司手已很苍老,我经常代替他演奏,这就是我接触到低音大提琴的开始。
  1943年,我在夜总会工作已有一年多了,正巧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以下简称“音专”)自1926年开办以来第一次公开招生,我考虑到自己今后很有可能会以音乐为终身职业,而我的音乐知识及演奏技术远远不及专业,于是抱着深造的愿望报名应考,通过两天严格的多方面考试及贝司的演奏,我幸运地被录取,当时参加考试的有六百名考生,正式录取是三十名,而三十名学员中,只有我一人学习低音提琴,所以,我就成为音专自1926年开办以来第一位低音提琴专业学生,也是全国第一位最早学习专业的低提学生。从此,我在低音提琴音乐领域中奋斗一生。
  郑德仁国立音乐院注册证
  音专学习,受益匪浅
  我考入国立音专后,我的专业老师是当时工部局乐队的首席大提琴师佘甫磋夫(I.Shvozoff)教授,他一直兼任学院的大提琴专业教授,他早年毕业于旧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副科为低音大提琴。当年他的低提教师是俄国很著名的日丹诺夫(Shdanoff)教授,曾编著有《日丹诺夫低音提琴教科书》。1903年,日丹诺夫曾将此教程赠给他的学生佘甫磋夫,1944年佘甫磋夫教授又将此教程转赠给我。我就以此教程作为我学习低音大提琴的主要教材,同时我还学习一本美国版《奥土兰基》练习曲(当时音专的学习资料少得可怜)。
  佘甫磋夫教授给我授课,非常重视乐器演奏的基本功,如弓法、指法、把位转换及音阶音程等,我就是按佘甫磋夫教授的正确方法从基本的指法弓法及音阶学起,逐步从初级练习曲到难度高的练习曲,也练习协奏曲和幻想变奏曲等等。
  除此之外,佘甫磋夫教授还从上海工部局乐团借来许多著名的交响曲低提分谱,让我认真踏实演练古典交响曲的低提声部,这一学习方法,使我在几年后正式成为交响乐团演奏员时得心应手、毫无困难地演奏交响曲,这一方法,使我受益匪浅。
  我在音专学习期间,除了学习低提的基本课程,还参加了学校安排的室内乐演奏课,曾排练了莫扎特及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及圣桑的七重奏等,指导老师也就是我的低提主课教师佘甫磋夫教授,他也是当年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的钢琴三重奏教授之一。
  在这些室内乐的重奏活动中,也让我领会到室内乐与交响乐的不同演奏方法,由于我在当时是音乐学院唯一的低提专业学生,而低提是乐队中不可缺少的声部,因此同学和老师常常邀我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演出活动,这些演出活动,为我以后进入乐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1年,小提琴富华、钢琴查哈罗夫、大提琴佘甫磋夫三重奏
  多方演奏,增强修养
  二战结束,租界收回,原“上海工部局乐队”被接管改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新中国建立后又得到了陈毅市长的关心,更名为“上海交响乐团”),但因当时乐团演员大部分为外籍演员,中国演员只有谭抒真、陈又新、徐威麟、王人艺、黄贻钧这么几位,与“市政府乐团”的名称很不相符,于是乐团行政领导决定吸收一批音专的学生,共十二位被选入乐团,我是其中之一,因此非常荣幸地成为上海交响乐团第一位华人低提演奏员,直至1990年退休。
  上海工部局乐团(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建立于1879年,迄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了。工部局就是租界政府,上海工部局乐团就属于租界政府管理,它是为上海的洋人侨民服务的,乐团的演奏员全部为洋人演奏员,主要是意大利人及俄国人,其他也有匈牙利人、奥地利、捷克人等等,指挥是著名的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教授,首席小提琴手是曾得过意大利米兰大奖的富华教授,这支全洋人的交响乐团每星期举办一次交响音乐会,长期以来从未间断,夏天则在公园举行露天音乐会,这个乐团由于演奏艺术水平很高,因此被誉为“远东第一”。
  虽说这个乐团是为上海洋人侨民服务的,但不久以后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也慢慢培养了很多上海华人音乐爱好者,音乐会听众中的所谓“高等华人”(即医生、工程师、律师、教授等白领)渐渐地多起来,乐团还培养了不少我国早期的乐器音乐家,所以说这个乐团在我国音乐文化启蒙运动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民党政府收回租界的统治,同时也接管了乐团,乐团每星期仍定期演出交响音乐会,一年不少于五十场,这就使我接触到许多著名的古典交响名曲,特别是海顿、莫扎特及贝多芬的经典交响乐,除这三位大师之外,我还学到了“浪漫派”诸多作曲家的优秀作品等等,在这些交响作品的演奏中,充实和丰富了我的艺术修养,积累了演奏经验。
  上海工部局乐队当年的指挥都有相当高的艺术修养,最早的指挥梅百器是意大利著名的钢琴家,他于1945年二战结束前不久就去世了。以后继任的几位是俄籍指挥家史劳斯基、德籍犹太钢琴家马果林思基(这二人以后都去了美国)。1947年以后都由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教授指挥(1951年以后去香港指挥香港乐团),我在这些不同风格指挥的熏陶下,也领会到各种流派的艺术风格。
  1946年我成为交响乐团的正式演奏员,与乐团众多的外籍音乐家共同排演交响乐,这些外籍音乐家来自欧洲各国,都具有很高的演奏艺术,除在乐团的正常排练之外,他们常常邀请我到当年上海一些外侨俱乐部参加沙龙乐队(即十多人的室内小型管弦乐队)的“晚餐音乐会”演奏。这些俱乐部是:斜桥总会(英)、“万国体育总会”(法)、意大利俱乐部、犹太总会和苏侨总会等等。沙龙乐队所演奏的大都是优美动听的乐曲,节奏轻松活泼,乐曲短小精悍,诸如圆舞曲、小夜曲及小步舞曲,还有欧洲各国的民间舞曲,这些都很受听众的欢迎。这些沙龙乐队另一个特点,就是演奏时不设指挥,由第一小提琴手站起来领奏,其他声部的演奏员就跟随着他的动作,协调地、默契地合作,共同创造美好的音乐。我从这些沙龙乐队的演奏活动中,学到了许多学校学不到的音乐知识和技能,因而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艺术修养。
  总之,1949年以前的几年里,我每天都沉浸在古典音乐的艺术氛围中,作为一名刚步入音乐领域的年轻学子,就很幸运地吸收到神圣崇高的艺术养料,此后一生享用不尽。同时,也对低音大提琴的特点及其在音乐领域和乐队中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我以后从事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
  郑德仁与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红旗颂》
  因材施教,培养英才
  1955年,我的导师佘甫磋夫教授离开我国返回他的祖国苏联后,我即接替他的教课工作,到上海音乐学院担任低提专业兼课教师。虽是兼职,但一干就是三十年,而且只有我一人任此教职,因为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在交响乐团担任低提首席,一时难以调离。
  我从积累的经验中体会到:低音提琴这件既庞大又低沉的乐器在演奏中的重要性,它是各种乐队演奏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低音基础声部,无论大至百人以上的交响乐团,还是小到各种编制的室内乐队、民间乐队、弹拨乐队、铜管吹奏乐队乃至世界众多的流行爵士伴奏乐队,都少不了低音提琴的地位。所以,我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让他们必须成为一个合格的乐队演奏员,针对他们不同的情况进行施教。
  那时,来音专学习的有一部分是属于“干部进修班”的低提学员。
  所谓干部进修,是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都是文工团的干部,大部分年龄偏高,从未正规学习过西洋乐器,而且连五线谱都不认识,只会使用简谱,因此新中国建立后,这些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文工团干部,被派到专业院校去正规学习器乐演奏技术和音乐知识,以便学成后回到部队或地方有利于文化领导工作。我担任他们的主课教师,不能按学院的五年制方式施教,只能根据他们的实际条件,工作要求来指导他们学好低提的弓法、指法等基本功和必要的低提技术及乐理知识。
  其中有一位叫洪友龙的学员,他原是解放军华东文工团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转业到上海实验歌剧院。被实验歌剧院指派来向我学习低音提琴,却又规定三个星期后,就要参加歌剧的演出,当时洪友龙只是一个中国打击乐演员,连五线谱都没学过,我不得不自创速成教学法,直接教他学习该剧的低提分谱,三个星期后,他参加了《王贵和李香香》的演出,演出后,洪友龙继续跟我学习了两三年,后任上海实验歌剧院第一位首席低音提琴演奏员,因此,洪友龙成为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低提学生。这些干部学员虽只学习两年,但结业后回到彼此的乐队工作,一般都能胜任演奏,并与我保持长期的友好的同志关系。
  还有一批是以总政军乐团为主的解放军学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军乐团于1952年在上海开办的军乐训练班,其中也有一名弦乐贝司,由我担任他们的低提教员,每两年一期,对这些学员,我更重视他们的基本功的运行和运弓的力度的训练,这些部队学员经过两年的学习,回到部队都成了乐队的骨干。较突出的是总政军乐团张永惠,他学成回团后担任了该团低音提琴教员,后任该团的大队政委。
  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开始招收低提附中和本科学生,由我担任低提兼课教师。这些新招收的学生都比较年轻,各方面条件也比较好,对于这些专业学生,必须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交响乐队演奏员。我除了重视音准、弓法和指法的正确,还让他们大量地、熟练掌握高难度的练习曲,此外还适当增加些低提独奏曲、奏鸣曲、协奏曲等等,培养他们的乐感。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6年,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频繁,通过国际书店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购买到许多低音大提琴的学习资料,特别是前苏联和东德的乐谱,非常有名,如《拉斯卡低提教程》《斯托尔希57首高级练习曲》《赫拉伯练习曲86首》及《西曼道尔高级技巧练习曲》等等,还有许多首低提古典奏鸣曲,如《库萨维斯基协奏曲》《万哈协奏曲》《德纳格纳特协奏曲》以及多首低提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等等,有了这些丰富的学习资料我们如鱼得水,能使低提演奏员和学生开阔眼界,对我国的低提演奏事业,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
  我认为一个低提学生在音乐专业的高等学府学习多年,毕业后应该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乐队演奏员,因此在教学中,我注重基本功训练,必须让他们在学习期间,大量演练低提的各种技巧练习曲,以及各种著名的交响曲低提声部的分谱。根据学生的实际工作需求,我还自编低提的教材,如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贝司部分,以及莫扎特40交响乐低提乐谱(附钢琴伴奏谱)……还改编乐曲,如《巴赫的赋格》、莫扎特的《小步舞曲》、贝多芬的《谐谑曲》、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之歌》、还有中国的《赛马》、曲牌《倒八板》、《南泥湾》、《瑶族舞曲》、《保卫黄河》、《山村变了样》等,培养学生的表现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五七音训班:五七音训班是在“文革”中产生的,“文革”结束后又恢复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这些学员,是从上海四个工人区及十个郊县的四万多名中学生挑选出八十名进入音训班学习,学生全是工农子弟,我的四个低提学生,以前都没有接触过乐器,因此,我让这些学生先学习半年大提琴,然后在学习低提期间同时学习四年钢琴,打好音准基础。在执教过程中,我还是延续了佘教授教我的方法,让他们大量学习各种高难度的练习曲,同时练习莫扎特、贝多芬等古典乐曲的分谱,因此,通过四年的学习,这四个学生中两个毕业后升入大学,后去美国留学;因当年大学只有两个入学名额,因此另两个同时毕业的朱顺华和瞿旭东,直接到上海交响乐团任演奏员至今,其中朱顺华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低音大提琴首席至今已二十八年。
  另外,六十年代从附中毕业的黄金熊也一直任职于上海交响乐团直至退休。确实,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学生都很出色,演奏能力很强,尤其突出的是1985年我在附中任教的最后一位学生陆元雄,他好学不倦,学习成绩非常突出,附中毕业后直升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交响乐团任职一年,后来赴美国留学,受到多位美国教授的赞赏。他刚去美国不久,于1986年2月,在第十六届科珀斯克里斯国际青年艺术家比赛中荣获第一名,并获得“青年艺术家”的称号。他现任美国德州基督教大学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之职,获美国博士学位。他经常在美国各地巡回演出,还多次回国,在北京、上海等地开设“低提大师班”短期授课及公开表演独奏音乐会。
  我执教的五十多位学生,已遍布全国各地,不管在哪个乐队都能胜任;并在各单位、各团体发挥了作用,不少成了乐队中的业务骨干。
  从我七十多年走过的历程,使我深深体会到,低音大提琴是乐队不可缺少的支柱,要学习好这门乐器,成为乐队的优秀演奏员,这不仅仅需要学好扎实的基本功,更需要有丰富的乐队经验和良好的艺术修养。
  如今,进入21世纪,低音大提琴事业在全国蓬勃发展,培养出上千名低提学生和演奏员,有些青年还到欧美各音乐先进国家去留学,学成归来又成为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及各音乐团体、各音乐院校的骨干。改革开放短短的三十年,低提事业有如此可喜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音乐事业,已进入了高水平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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