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发言视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表示，此次论坛首先从音乐人的生存现状出发，林展秋的报告回应了音乐人现状的问题，比如张丰艳老师提到的，很多音乐人可能是苦恼的，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到热爱的音乐创作，必须要有另外一个生活，才可以补贴音乐创作。但是林展秋说，实际上只要努力还是很有希望的，只要不着急，努力做下去，而且几乎没有版权保护问题所带来的困扰。版权环境是在改善，而且充满活力的有特别多新想法的完全突破原有套路的年轻人有这样一些发展的基础和环境，至少现在是有。
　　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经理肖俨衍的报告看到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资本或者产业，音乐产业本身的面向。这个面向来看，可能并不过多从个体的生存状态出发，可能更关心这个市场的核心价值、市场分布是什么样的，这个市场将来发展的方向什么样的，存在的瓶颈是什么，以及能够吸引资本，其实吸引资本也就体现了本身的价值和核心的资本在什么地方，这是刘晓春主任的理解。
　　整体理解角度从两个大的方面考虑，第一，回到很枯燥的法律或政策角度。从法律角度来看通常是很负能量的看法，比如存在什么问题政府是不是应该管一下，比如是不是存在什么风险应该怎样限制它的发现，经常是这样的思路。但是，法律和政策环境还是有两个思路，第一是正面思路，法律应该为行业发展提供什么基础支撑，提供什么支持，主要从音乐人和音乐产业的角度，可能有两个角度怎么支持两个维度的法律环境。
　　第二更多考虑风险归置的问题，在音乐问题上经常会谈是不是市场集中度更高的问题，肖经理分析了创新多元的创新发展方向，可能现有的市场状况是动态发展，风险在哪里？有没有存在一些问题？当音乐人个体向平台进行谈判的时候，特别是起步的时候是不是有不公平的情况，总结为平台有点店大欺客，音乐人把权力都给平台，对音乐人可能有不公平，有可能限制到对年轻音乐人和草根音乐人的发展。这是需要界定的问题，看法律是不是可以进行矫正，对平台行为做些规范。
　　功力主义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首先应该做什么，首当其冲的功能也是知识产权存在的基础理论，就是必须提供产权的界定。为什么在知识产权领域如此重要？因为之前提到的知识产品，如果法律上不给它一个排他性的权利的话，对于创造者或者投资者来说，是没有办法回收他的利益的。反过来，开始他就没有激励进行投入。对于需要比较多资本投入的产业是这样，对于主要以情怀为出发点的个人创作者可能同样也是这样。对于个人来说，很多时候的确因为情怀，林展秋开始也是凭着对音乐的热爱去做的，但是要做到投入大部分的精力，作为一个事业去做，要解决吃饭问题，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有利益的翅膀助推，而不是仅仅做成一个副业。投资更这样了，所有的投资都是要做成本收益的核算。这种激励包括潜在的激励，张丰艳教授提到的，对于很多独立音乐人起步的时候可能不太关心财产性收益，可能因为他并没有好的渠道获得收益，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有那么多的市场草根音乐人并不是每个作品都会得到市场的认可。说句冷血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价值的，写学术文章的人，初学写小说的人，在起步的时候永远面临价值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包括跟出版社签合同，可能也所有权利能收走的都收走，甚至有的除了署名权，把所有的权利都归出版社，没有期限的问题了，这也是很不公平，但这可能不是音乐行业独有的问题，起步大家都很艰辛。
　　对创作者的激励是潜在的激励，当通过积累创造出市场认可的价值的时候，版权可以给你财产权激励，这跟劳务激励是不太一样的，是一个资本性的财产。简单来说，有了财产之后不再演出、努力这个财产也可以躺着赚到钱的。
　　林展秋提到草根音乐人很不公平。直接想到的是，可不可以对音乐人和平台的合同进行干预，规定平台在没有任何对价的情况下无本万利的把权利收走。最起步的画家作品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就卖出去，十年后同样一幅画，可能就100万美金的价格了。法律规定考虑是不是应该给他所谓追诉权利，他应该从那100万美金里面不是应该划一部分钱给他，不管到了谁的手里他要能拿回来一部分。对草根的倾斜性的保护是有限制的，如果给他保护，实际有可能阻止平台跟草根签约的兴趣，如果对创作人进行投资，以后平台的潜在收益还要回到创作人那里，平台可能没有像刚开始那么有兴趣，积极性会减弱。本来草根创作人可以用他前期的创作获得平台的支持，这恰恰是他最需要平台支持的时候，如果平台剥夺了他免费转让自己作品的权利的话，会抑制到平台对创作人投入的可能性。这是举个例子，如果法律想干预市场行为的时候要很谨慎，因为市场本身是很动态的过程，有自己的逻辑在里面。在没有特别明显的迹象表明存在不公平行为的时候，法律还是不要干预到市场生态模式。
　　独家授权模式，很多是非独家授权，但是很多也有独家授权，平台什么都不干，没有真正利益，这也是有个商业逻辑在里面，平台如果推送是运用到资源的，每一次推送都是有机会成本在里面的。这个时候，要求平台无差别的进行投资和推送也不太可能，因为资源有限，平台会把资源留给签了独家的创作者。这个独家授权不要仅看到是平台把各种权利拿在自己手里，这是平台包括资本衡量要进行哪一部分的倾向性投资，优选的推荐，过程中所用的专业性资产投资。如果平台发现对创作人做了大量的资产投放，给了各种优先推送，最后却跑到别的平台发展，那这个平台觉得特别不合算，只有自己拿到独家，并且平台有能力执行的情况下才可以去签。看起来不公平的东西，法律也许不需要干预。
　　法律应该做的是，通过产权的设置，使得汇报成为可能。已经有著作权法，有著作权保护，创作人起诉对方要求他停止侵害、赔偿，现在的环境下，在音乐人方面如果维权成本过高，能够得到的救济不能够真正解决诉求，比如有的文章被别人拿走人家用七天就下架不用了，但是一个司法案件可能要两三年，对七天的文章要求下架的诉求完全没有意义，即使法律规定了也没有价值。如果不能通过禁止使用来遏制的话，可能就是损害赔偿了，虽然不足以起到遏制的作用，恰恰损害赔偿可以得到的收益远远低于维权成本，这个权利同样是形同虚设的。政策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恰恰使得产权机制真正能够发挥原先设定的作用，比如七天不适合长期的诉讼程序，那就去改造维权机制，设置快速通道，包括利用科技+司法之前讨论过的方式。比如上区块链，通过技术的方式，通过一个简易的存证方式，快速通道，音乐人自己不知道怎么维权，根本没有维权的讲座，没有办法接触到，或者根本不知道音著协，不知道签了合同有什么后果。是因为没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简易的第三方维权方式放在他们面前，如果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好的服务提供，或者不是音著协或者文著协，因为实在离市场比较远，就是用市场机制，政府引导的市场产生，给音乐人，给需要维权但是无法承担成本的这部分人提供一种非常合理有效的第三方服务。特别是对一些作品保护，本身价值可能很小，受众本身也很小，如果还要他走一套非常繁复的成本很高的维权权益的话，这个权益对他来说也是形同虚设。更多利用科技+司法的力量，包括政策上扶持专业第三方的市场机制，来确保音乐人的版权落到实处，这是首先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纸面上做就可以了。
　　对于音乐产业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投资需要有回报预期，而且还要有足够的信息，音乐人进入这个产业之后有足够的信心可以控制授权，控制产业资本运作的时候，才会有兴趣去培育新兴力量，培育新兴力量不是短平快的过程，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政策鼓励，不能投资完了，突然政府过来说这事不能做了，要发牌照，或者说觉得有垄断的嫌疑要干预，那原来买的东西要打水漂了。
　　另外，边缘创新也需要有资本，很多基础平台搭建需要有资本进入的，法律并不是要介入应该做真正创新，而是应该提供稳定产权的界定和预期，给音乐人提供一个安全、可持续，可以长远规划的政策环境，这是法律要做的。
　　自然要衔接到最后要说的一点，什么时候法律需要介入？如果界定产权和界定产品基础之上的发展，出现一家独大，这种真正限制竞争的。怎么判断呢？应该是有脚踏实地的数据支持，现在有市场垄断的风险可能已经出现了。要判断的比如说是不是市场进入门槛已经的非常高了，新的企业或者新的资本没有办法进入了。或者市场集中的时间已经达到非常具有高风险的状态，或者头部内容虽然在数量上没有集中到某一个平台，但是核心竞争力的部分内容已经集中到平台，就是现在很多在说的，虽然数量不集中，但是很多优质资源集中了。
　　肖经理的报告解释说，实际现在的核心价值不仅仅在传统或存量内容上，刚才的一系列探讨都是在展示将来的新音乐人人市场、独立音乐人市场包括UGC产业不仅是半壁江山，可能是发展的趋势，这部分非常难垄断，至少现在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并没有造就巨大的市场，恰恰是发展新兴的阶段初期。这些判断一定要非常谨慎的做出。
　　最后，如果需要行政力量干预的话，也一定是谨慎的姿态从个案当中判断，比如一个具体实践进行评判，而不是说市场整个有问题，马上要建立一整套的立法归置模式，对无差别，不分时间、不分市场状态的都要规定法定许可或强制许可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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