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承松与学生做游戏

龙承松带学生行走在山路上

　　■通讯员 田亚君 中国教育报记者 李伦娥采访整理
　　我叫龙承松，湖南湘西保靖县择坝界村小一名普通的教师，从18岁全村的老少爷们敲锣打鼓把我送进这所学校起，34年了，我就一直在这个乡里打转转，从来没离开过，除了中间要民师转正拿文凭。
　　34年了，过去的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点点滴滴，怎么也忘不了呢！
　　一件苦尽甘来的事：劝学垫费
　　我的家乡在湘西州保靖县一个叫择坝界的地方，那是个至今还未通公路、村民们一年四季围着瘦田薄土转，以秋收多打几挑谷子、多挖几挑红苕而引以为荣的土家小山村。1975年6月，我从保靖县葫芦二中高中毕业。那年9月，村里从20多里外的马路寨请了20多年的民办教师因年岁太大教不了书了，村里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七八十个学生的村小学堂面临着停办的难关。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把目光停在我这个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身上，大家希望我能捡起老先生那根用了20多年的教鞭。村里以拿队里最高工分外加一个月5块钱的待遇，敲锣打鼓把我送上村口那建在老茶场边八面来风的学堂。这是一个由择坝界村小分下来的一人一校的教学延伸点，我的教书生涯就在那里开始了。
　　山里的学生求学很艰苦，他们一年四季打赤脚不说，甚至连笔和本子也买不起，更不要说交学杂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学校贫困学生多，需要救助的面大。作为学校唯一的代课老师，我和所有在农村工作的一线老师一样，除了要教好书育好人外，还要自觉担负起“劝学”的责任。
　　学校所在的涂乍乡山大沟深，土地贫瘠，村村寨寨如同残局盘上的棋子，散落在大山深处。择坝界小学服务涂乍乡经济最落后的择坝、小寨、卡巴虎、所夫、业夫、车巴舞、让落7个自然寨的孩子，到学校周围哪个村，往返一趟都至少要走10公里陡峭的山路。1987年春季开学，全校214名学生到3月1日才报名注册162个人，而前来报名的162人中，又有百把个学生学杂费分文没交。作为一校之长和土生土长的山里人，我望着空荡荡的教室心里不是滋味，孩子们的前途不能因为交不起学杂费给断送掉了。我赶紧把学校另外3个老师召集起来，兵分四路，顶着连日的细雨飞雪，踏着泥泞的山路，翻山越岭走遍了学校周围10多公里内的每个村组，见到了所有学生的家长，用减、缓、免等多种方式，苦口婆心把学生一一劝进了学堂。
　　因为贫困，学生失学的“戏”常常是一演再演。要翻五个山头、爬两道陡坡才能到达的卡巴虎，与葫芦镇麻阳交界，是我和同事最牵挂的村寨，也是路最难走的村寨。一村人围着山高水寒的簸箕大的两丘田过日子，一无特色产业，二无经济来源，学生失学是无可奈何的事情。1990年5月24日，教室里突然空出龙先枣姊妹的位置。晚饭后，我独自一人去了卡巴虎。到了龙先枣的家，家长却不理不睬，我怄了一肚子气，只好往回赶。在回家的途中火把熄了，又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没带任何雨具，弯来拐去地走在四野无人的漆黑山路上，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了半夜才到家，两只手都被路边的野草划了一道道深深的口子。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又去了龙先枣的家，磨破了嘴皮总算把姊妹俩都劝回了学校。
　　30多年来，我打着火把从东寨跑西寨，从界上跑坡脚，足迹踏遍了这里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在山里做家访，摸底子，搞劝学。有的家长不高兴：“又来收学杂费了，不是说猪儿卖了再交吗？”有的家长反感：“哼，催书钱像催他命样的。”也有的家长老远见老师干脆绕道走，或见老师来上门，水都不让喝一口不说，还“哐当”一声故意把门拴得铁紧，等你脚杆站直站麻，一边拍板壁，一边说好话，家长也许才会把门打开。为了保证学生“一个都不能少”，每学期一开学，老师们就要披星戴月，打着火把和电筒去学生家里做工作，有时去一趟不行还得去两趟。
　　1986年和1988年，我的两个儿子相继出生，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两个娃儿，家庭本就不宽裕的我因为替学生垫学杂费而感到力不从心。那年头，犁田种地帮不上忙，妻子想得通；但到涂乍场上称了两斤面，买了斤酱油，再也拿不出一角钱买两根冰棒给哭闹的儿子，妻子很恼火。1992年秋，迟迟没发的工资到放寒假一算账，扣除担保的学杂费，结果还倒欠学区200多块钱。不到半个月就过年了，担保的学杂费又收不回，时值年关，兑现不了给孩子买新衣服的事，两手空空回家的我在家人面前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龙承松与学生做游戏

龙承松带学生行走在山路上

　　■通讯员 田亚君 中国教育报记者 李伦娥采访整理
　　我叫龙承松，湖南湘西保靖县择坝界村小一名普通的教师，从18岁全村的老少爷们敲锣打鼓把我送进这所学校起，34年了，我就一直在这个乡里打转转，从来没离开过，除了中间要民师转正拿文凭。
　　34年了，过去的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点点滴滴，怎么也忘不了呢！
　　一件苦尽甘来的事：劝学垫费
　　我的家乡在湘西州保靖县一个叫择坝界的地方，那是个至今还未通公路、村民们一年四季围着瘦田薄土转，以秋收多打几挑谷子、多挖几挑红苕而引以为荣的土家小山村。1975年6月，我从保靖县葫芦二中高中毕业。那年9月，村里从20多里外的马路寨请了20多年的民办教师因年岁太大教不了书了，村里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七八十个学生的村小学堂面临着停办的难关。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把目光停在我这个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身上，大家希望我能捡起老先生那根用了20多年的教鞭。村里以拿队里最高工分外加一个月5块钱的待遇，敲锣打鼓把我送上村口那建在老茶场边八面来风的学堂。这是一个由择坝界村小分下来的一人一校的教学延伸点，我的教书生涯就在那里开始了。
　　山里的学生求学很艰苦，他们一年四季打赤脚不说，甚至连笔和本子也买不起，更不要说交学杂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学校贫困学生多，需要救助的面大。作为学校唯一的代课老师，我和所有在农村工作的一线老师一样，除了要教好书育好人外，还要自觉担负起“劝学”的责任。
　　学校所在的涂乍乡山大沟深，土地贫瘠，村村寨寨如同残局盘上的棋子，散落在大山深处。择坝界小学服务涂乍乡经济最落后的择坝、小寨、卡巴虎、所夫、业夫、车巴舞、让落7个自然寨的孩子，到学校周围哪个村，往返一趟都至少要走10公里陡峭的山路。1987年春季开学，全校214名学生到3月1日才报名注册162个人，而前来报名的162人中，又有百把个学生学杂费分文没交。作为一校之长和土生土长的山里人，我望着空荡荡的教室心里不是滋味，孩子们的前途不能因为交不起学杂费给断送掉了。我赶紧把学校另外3个老师召集起来，兵分四路，顶着连日的细雨飞雪，踏着泥泞的山路，翻山越岭走遍了学校周围10多公里内的每个村组，见到了所有学生的家长，用减、缓、免等多种方式，苦口婆心把学生一一劝进了学堂。
　　因为贫困，学生失学的“戏”常常是一演再演。要翻五个山头、爬两道陡坡才能到达的卡巴虎，与葫芦镇麻阳交界，是我和同事最牵挂的村寨，也是路最难走的村寨。一村人围着山高水寒的簸箕大的两丘田过日子，一无特色产业，二无经济来源，学生失学是无可奈何的事情。1990年5月24日，教室里突然空出龙先枣姊妹的位置。晚饭后，我独自一人去了卡巴虎。到了龙先枣的家，家长却不理不睬，我怄了一肚子气，只好往回赶。在回家的途中火把熄了，又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没带任何雨具，弯来拐去地走在四野无人的漆黑山路上，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了半夜才到家，两只手都被路边的野草划了一道道深深的口子。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又去了龙先枣的家，磨破了嘴皮总算把姊妹俩都劝回了学校。
　　30多年来，我打着火把从东寨跑西寨，从界上跑坡脚，足迹踏遍了这里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在山里做家访，摸底子，搞劝学。有的家长不高兴：“又来收学杂费了，不是说猪儿卖了再交吗？”有的家长反感：“哼，催书钱像催他命样的。”也有的家长老远见老师干脆绕道走，或见老师来上门，水都不让喝一口不说，还“哐当”一声故意把门拴得铁紧，等你脚杆站直站麻，一边拍板壁，一边说好话，家长也许才会把门打开。为了保证学生“一个都不能少”，每学期一开学，老师们就要披星戴月，打着火把和电筒去学生家里做工作，有时去一趟不行还得去两趟。
　　1986年和1988年，我的两个儿子相继出生，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两个娃儿，家庭本就不宽裕的我因为替学生垫学杂费而感到力不从心。那年头，犁田种地帮不上忙，妻子想得通；但到涂乍场上称了两斤面，买了斤酱油，再也拿不出一角钱买两根冰棒给哭闹的儿子，妻子很恼火。1992年秋，迟迟没发的工资到放寒假一算账，扣除担保的学杂费，结果还倒欠学区200多块钱。不到半个月就过年了，担保的学杂费又收不回，时值年关，兑现不了给孩子买新衣服的事，两手空空回家的我在家人面前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从“普六”扫盲到“普九”达标再到“两基”攻坚，大大小小的标语我一笔一画写了30年，而且每次满田坎满土坎、村道路口到处都是，有的标语还“爬”到坡头，到了山腰。有时为把标语写在显眼处，我就先用柴刀砍草，再用锄铲把草皮铲掉，调好石灰浆子，然后用稻草把一笔一画地写上去。2006年，农民盼来了福音，我高高兴兴地把“农民种田不交税，娃子上学不交费”这条标语刷在村头墙上。新义务教育法修订实施后，全面启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实现了农村教育由“农民办”到“政府办”的历史性转变。“两免一补”让我们这些农村老师一下子轻闲了好多，现在一到开学，报名只要半天时间，学生就到齐了，上学第一天就能按课表开课。从“请不来”到“不用请”，孩子们上学的积极性高了，家长们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也高了。再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家长把子女“压”在家里，等老大毕业了，再让老二念书的害羞事。老师不必再把精力花在劝学上了，备课、上课、钻研教材、管理学生，我们可以一门心思教书了。
　　一封冒冒失失的信：“化缘”修校
　　我刚到择坝界村小教学延伸点时，学校是队里出工出力建的茶场用房。用坡头坡尾的野竹子稀稀拉拉地一围，割几挑茅草一盖了事。光线暗淡，条件艰苦，桌凳是学生自己从家里搬来的，开学带来，放假拿走。每年我都要给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的草棚教室添几大挑草，勉强维持着山里的教学。
　　1987年9月，应上级要求教学延伸点撤并入择坝村小，教室是地主留下来的4间木制结构老房子，比起草棚学堂条件算是好多了。两亩多的草坪操场和两个松松垮垮的木制篮球架，让孩子们乐翻了天。但作为一校之长的我，开始着手学校的发展，想通过抓内部管理来赢得领导的关注，争取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的资格。经过全体教师的努力，学校创下了连续3年所有年级统考在学区同年级中排名第一的好成绩。县里把村小教育教学现场会开到了学校，并发起了向择坝界学堂学习的决定。1990年9月因转正学习，我离开了择坝界小学，但改善学校的梦想没有熄灭，想法一直在脑壳里打转。1991年9月转正实习，学区老领导把我安置在择坝界脚下人去人怕的尧洞片完小，后因工作需要在那里连续干了8年，直到1999年9月才回到择坝界小学。
　　尧洞小学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破庙改成的老学堂。墙壁倾斜、裂缝，墙面岩石裸露、千疮百孔，地面坑坑洼洼，条件极为简陋。1992年，县里掀起集资建校的高潮，连续3年，采取国家补一点、乡镇筹一点、群众献一点、学校勤工俭学聚一点“四条腿”走路的办法，改造薄弱学校，但效果不好。本村的人捐不出来，上面的钱又不到位，学校搭不了这趟车，吃不到政策的饭。1995年县里再次发起集资建校的号召，但仍没有多大起色。学校无教室，无寝室，无篮球场，没有的东西太多了。而山外不少学校已修得亮亮堂堂、漂漂亮亮了。
　　想大干一番事业的我写了一份请求解决尧洞小学教学楼条件的报告，也不晓得吃了啥子冲药，我居然冒冒失失地用快件将这封信投向了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希望奇迹出现。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古道热肠的省人民银行行长亲自批示，并带来一路人马实地考察，一口气划拨了13.5万元建校款。我请来了工程队，挑土、挖泥、抬料，顶烈日，冒酷暑，建学堂。后来，我在不通公路的地方想办法建校的热情感动了香港同胞，他们又送来了9万元爱心款，学校终于改头换面，成了大山里最气派漂亮的房子。因为这件事，我获得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全国希望工程园丁奖”，还被州里记三等功一次。现在国家政策好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农村，修房子，买电脑，农村学校也走上了现代化的路子，再不用校长们跑上跑下到处“化缘”了。
　　一次难忘的求学经历：民师转正
　　当民办教师难，主要是两难，一是生活难，二是转正难。虽然从1985年开始上面有了转正政策，但一年才转三四十个人，要转正除了自己有厚实的底子外，还要看有没有运气。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山里人，与外界接触又少，见不到几个体面的人，机会等了几年迟迟未来，但转正改变命运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在看不到希望的那些年里，我把读书时的教材、教书时的资料，还有一些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统统找来，白天安心教书，晚上我在呛人的枞膏油灯下发愤苦读，老老实实当了一回挑“灯”夜读的学生，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默默地努力着。
　　机会总属于那些时时刻刻准备着的人。1990年4月，我这个一年要烧几大挑枞膏油的书生，经过学校、县里两次严格的考试，拿到了意味着命运转变的通知书，同年9月，我放下拿了15年的教鞭，跨进了吉首民族师范学校的大门。
　　可以说在民师读书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也最刻骨铭心的日子。从学生到老师，又从老师到学生，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跑琴房，进画室，流连于图书馆……除了上课，我的课余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学校每月有20多块钱的生活补助，其他开支和几百块的学费，全靠我妻子和老父老母种田犁地卖粮食，打草喂猪卖猪娃及假期里自己砍野竹子编筛子挑到涂乍、水银、水田河等乡场上卖，一点一点凑起来。手头紧巴巴的我，上学期间没吃过一餐肉，菜基本上是从家里带的酸菜；也没坐过一趟车，全是跋山涉水穿老寨，过堂朗，进默戎，再沿古丈跑吉首的老车路到学校。一趟下来要翻一座又一座山，过一条又一条河，花上八九个钟头。
　　1991年农忙插秧，妻子多年的老病又犯了，栽倒在秧田里。为照顾妻子，我两个星期得回一趟家。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学校抓得紧，星期六还要上半天课，所以每次回去都是半夜才到家。第二天，搞半天生产，把牛粪、大粪挑上坡，来不及休息，又得带着书本和酸菜、红苕等往学校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我，碰上雨雪天气常常是连滚带爬，弄得满身泥水。但是我的功课从没落下半点。1991年6月实习期满，我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中师毕业文凭，学校领导还给我戴了大红花，发了“三好学生”的奖状，我心里美滋滋的。
　　随后两三年里，教育系统又推出了“五五四”工程，这从某种程度上给我们老师立了个标杆，让我们不断反省，不断超越，不断完善。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各项工作越来越规范，教育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县里对我们进行了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普通话、简笔画即“三字两话（画）”的特别训练，通过集训，我还拿到了教师基本功合格证，取得了电脑高级培训证书和学历提高的大专文凭。
　　一座崭新的学校：村小将被改造
　　离县城40多公里，离乡政府也有20多公里，去年学校才修通了“毛毛路”，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简易公路”。从县城出发要翻两座山过两条河，那条绿绿河还要摆渡，另外一条河下雨一涨水就没法过去了。30多年来，我就一直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当然想过到城市去，但如果大家都离开，这偏远乡村里的娃儿们怎么办？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呆在家乡，别人有谁肯来？
　　我今年55岁，马上就要退休了，乡村教师这辈子就要画上句号了。现在，许多漂亮的寄宿制学校建起来了，我的学生也由100多人减为现在的22人，由4个年级减为两个年级，老师由3人减为我一个。学生少了，教书却不能马虎。我将娃儿们分成两间教室，将教室中间的板壁拆掉一截，这样，两个年级的娃儿我都能照顾到。
　　本来我以为，我就要守着这4间破平房退休了，没想到我们要建教育强省，保靖这个当年在全省最后实现“普初”的国贫县，也要建设教育强县，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学校直接受益——今年被县里划进村级小学改造的范围。我高兴啊，没想到快退休了，还能看到新学校！
　　学校背靠的这座山，叫云峰山，当地人都说：“云峰山，离天只有三尺三。”当地人喜欢把云峰山叫做择坝界。
　　如今,每天清晨，当茫茫的大雾还没有散去，我就在择坝界上领着22个山雀般欢笑的孩子上学；日头搁在对面山梁的时候，我才领着孩子一路撒着欢踏上回家的路，我们常常眯缝着眼欣赏被余晖染成金色的群山。那时，我总会给孩子们讲述“夸父追日”的故事。在海拔1000多米的择坝界，这样的故事我已经讲了30多年，但每次讲都会赢得孩子们热烈的掌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要孩子们需要，只要我们的教育需要，我愿意在这高高的山脊上，一辈子接送娃儿们去学校，一辈子给娃儿们讲“夸父追日”的故事。 （本文配图田亚君）
　　　　　　　　　　　　　　　　　　　　　　　　　　　　　　　《中国教育报》2009年8月21日第3版

　　从“普六”扫盲到“普九”达标再到“两基”攻坚，大大小小的标语我一笔一画写了30年，而且每次满田坎满土坎、村道路口到处都是，有的标语还“爬”到坡头，到了山腰。有时为把标语写在显眼处，我就先用柴刀砍草，再用锄铲把草皮铲掉，调好石灰浆子，然后用稻草把一笔一画地写上去。2006年，农民盼来了福音，我高高兴兴地把“农民种田不交税，娃子上学不交费”这条标语刷在村头墙上。新义务教育法修订实施后，全面启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实现了农村教育由“农民办”到“政府办”的历史性转变。“两免一补”让我们这些农村老师一下子轻闲了好多，现在一到开学，报名只要半天时间，学生就到齐了，上学第一天就能按课表开课。从“请不来”到“不用请”，孩子们上学的积极性高了，家长们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也高了。再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家长把子女“压”在家里，等老大毕业了，再让老二念书的害羞事。老师不必再把精力花在劝学上了，备课、上课、钻研教材、管理学生，我们可以一门心思教书了。
　　一封冒冒失失的信：“化缘”修校
　　我刚到择坝界村小教学延伸点时，学校是队里出工出力建的茶场用房。用坡头坡尾的野竹子稀稀拉拉地一围，割几挑茅草一盖了事。光线暗淡，条件艰苦，桌凳是学生自己从家里搬来的，开学带来，放假拿走。每年我都要给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的草棚教室添几大挑草，勉强维持着山里的教学。
　　1987年9月，应上级要求教学延伸点撤并入择坝村小，教室是地主留下来的4间木制结构老房子，比起草棚学堂条件算是好多了。两亩多的草坪操场和两个松松垮垮的木制篮球架，让孩子们乐翻了天。但作为一校之长的我，开始着手学校的发展，想通过抓内部管理来赢得领导的关注，争取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的资格。经过全体教师的努力，学校创下了连续3年所有年级统考在学区同年级中排名第一的好成绩。县里把村小教育教学现场会开到了学校，并发起了向择坝界学堂学习的决定。1990年9月因转正学习，我离开了择坝界小学，但改善学校的梦想没有熄灭，想法一直在脑壳里打转。1991年9月转正实习，学区老领导把我安置在择坝界脚下人去人怕的尧洞片完小，后因工作需要在那里连续干了8年，直到1999年9月才回到择坝界小学。
　　尧洞小学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破庙改成的老学堂。墙壁倾斜、裂缝，墙面岩石裸露、千疮百孔，地面坑坑洼洼，条件极为简陋。1992年，县里掀起集资建校的高潮，连续3年，采取国家补一点、乡镇筹一点、群众献一点、学校勤工俭学聚一点“四条腿”走路的办法，改造薄弱学校，但效果不好。本村的人捐不出来，上面的钱又不到位，学校搭不了这趟车，吃不到政策的饭。1995年县里再次发起集资建校的号召，但仍没有多大起色。学校无教室，无寝室，无篮球场，没有的东西太多了。而山外不少学校已修得亮亮堂堂、漂漂亮亮了。
　　想大干一番事业的我写了一份请求解决尧洞小学教学楼条件的报告，也不晓得吃了啥子冲药，我居然冒冒失失地用快件将这封信投向了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希望奇迹出现。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古道热肠的省人民银行行长亲自批示，并带来一路人马实地考察，一口气划拨了13.5万元建校款。我请来了工程队，挑土、挖泥、抬料，顶烈日，冒酷暑，建学堂。后来，我在不通公路的地方想办法建校的热情感动了香港同胞，他们又送来了9万元爱心款，学校终于改头换面，成了大山里最气派漂亮的房子。因为这件事，我获得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全国希望工程园丁奖”，还被州里记三等功一次。现在国家政策好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农村，修房子，买电脑，农村学校也走上了现代化的路子，再不用校长们跑上跑下到处“化缘”了。
　　一次难忘的求学经历：民师转正
　　当民办教师难，主要是两难，一是生活难，二是转正难。虽然从1985年开始上面有了转正政策，但一年才转三四十个人，要转正除了自己有厚实的底子外，还要看有没有运气。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山里人，与外界接触又少，见不到几个体面的人，机会等了几年迟迟未来，但转正改变命运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在看不到希望的那些年里，我把读书时的教材、教书时的资料，还有一些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统统找来，白天安心教书，晚上我在呛人的枞膏油灯下发愤苦读，老老实实当了一回挑“灯”夜读的学生，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默默地努力着。
　　机会总属于那些时时刻刻准备着的人。1990年4月，我这个一年要烧几大挑枞膏油的书生，经过学校、县里两次严格的考试，拿到了意味着命运转变的通知书，同年9月，我放下拿了15年的教鞭，跨进了吉首民族师范学校的大门。
　　可以说在民师读书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也最刻骨铭心的日子。从学生到老师，又从老师到学生，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跑琴房，进画室，流连于图书馆……除了上课，我的课余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学校每月有20多块钱的生活补助，其他开支和几百块的学费，全靠我妻子和老父老母种田犁地卖粮食，打草喂猪卖猪娃及假期里自己砍野竹子编筛子挑到涂乍、水银、水田河等乡场上卖，一点一点凑起来。手头紧巴巴的我，上学期间没吃过一餐肉，菜基本上是从家里带的酸菜；也没坐过一趟车，全是跋山涉水穿老寨，过堂朗，进默戎，再沿古丈跑吉首的老车路到学校。一趟下来要翻一座又一座山，过一条又一条河，花上八九个钟头。
　　1991年农忙插秧，妻子多年的老病又犯了，栽倒在秧田里。为照顾妻子，我两个星期得回一趟家。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学校抓得紧，星期六还要上半天课，所以每次回去都是半夜才到家。第二天，搞半天生产，把牛粪、大粪挑上坡，来不及休息，又得带着书本和酸菜、红苕等往学校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我，碰上雨雪天气常常是连滚带爬，弄得满身泥水。但是我的功课从没落下半点。1991年6月实习期满，我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中师毕业文凭，学校领导还给我戴了大红花，发了“三好学生”的奖状，我心里美滋滋的。
　　随后两三年里，教育系统又推出了“五五四”工程，这从某种程度上给我们老师立了个标杆，让我们不断反省，不断超越，不断完善。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各项工作越来越规范，教育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县里对我们进行了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普通话、简笔画即“三字两话（画）”的特别训练，通过集训，我还拿到了教师基本功合格证，取得了电脑高级培训证书和学历提高的大专文凭。
　　一座崭新的学校：村小将被改造
　　离县城40多公里，离乡政府也有20多公里，去年学校才修通了“毛毛路”，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简易公路”。从县城出发要翻两座山过两条河，那条绿绿河还要摆渡，另外一条河下雨一涨水就没法过去了。30多年来，我就一直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当然想过到城市去，但如果大家都离开，这偏远乡村里的娃儿们怎么办？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呆在家乡，别人有谁肯来？
　　我今年55岁，马上就要退休了，乡村教师这辈子就要画上句号了。现在，许多漂亮的寄宿制学校建起来了，我的学生也由100多人减为现在的22人，由4个年级减为两个年级，老师由3人减为我一个。学生少了，教书却不能马虎。我将娃儿们分成两间教室，将教室中间的板壁拆掉一截，这样，两个年级的娃儿我都能照顾到。
　　本来我以为，我就要守着这4间破平房退休了，没想到我们要建教育强省，保靖这个当年在全省最后实现“普初”的国贫县，也要建设教育强县，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学校直接受益——今年被县里划进村级小学改造的范围。我高兴啊，没想到快退休了，还能看到新学校！
　　学校背靠的这座山，叫云峰山，当地人都说：“云峰山，离天只有三尺三。”当地人喜欢把云峰山叫做择坝界。
　　如今,每天清晨，当茫茫的大雾还没有散去，我就在择坝界上领着22个山雀般欢笑的孩子上学；日头搁在对面山梁的时候，我才领着孩子一路撒着欢踏上回家的路，我们常常眯缝着眼欣赏被余晖染成金色的群山。那时，我总会给孩子们讲述“夸父追日”的故事。在海拔1000多米的择坝界，这样的故事我已经讲了30多年，但每次讲都会赢得孩子们热烈的掌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要孩子们需要，只要我们的教育需要，我愿意在这高高的山脊上，一辈子接送娃儿们去学校，一辈子给娃儿们讲“夸父追日”的故事。 （本文配图田亚君）
　　　　　　　　　　　　　　　　　　　　　　　　　　　　　　　《中国教育报》2009年8月2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