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老歌剧工作者，自2009年8月中宣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来，一直为所谓“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问题而忧心忡忡，非但通过某些渠道或在我的博客里表达了我对国有歌剧院团转企改制的强烈异见，而且也在一些报刊上公开阐发过我的主张。

其结果肯定是预料中的——石沉大海。

就在不久前的5月11日，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在2012年上半年之前全面完成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任务，并规定除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的少数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院团外，其他国有文艺院团（不含新疆、西藏地区）都要转制为企业。

最近（7月25日）又读到文化部部长蔡武同志接受新华社记者周玮采访时发表的一篇谈话，内中有“不能将整个文化都交给市场”的观点，并表示文化部着力于“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双轮驱动’的文化发展方式”。

我不知道，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少数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院团”究竟有几个？其确定原则是哪些，是否经过科学的论证？这个确定过程经历过哪些民主程序，举办过几次听证会？所谓“少数”又能少到怎样的程度？我也不知道，蔡部长所说的“抓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这“一手”与文件所说的“少数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院团”关系如何？作为歌剧艺术领域的从业者，按照我党一贯的群众路线、民主决策方针和政务公开制度，在上述这些关系到我国歌剧艺术未来命运的重大事项上，我们理应是享有知情权的。

理应知情的却不知情，理应公开的政务却不公开，倒有两点感想值得一提：

其一，2012年6月30日便是包括歌剧院团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的最后期限；大限将至，采取软磨硬泡、顶着不办等等策略，这回看来是不灵光了。

其二，过了这个大限，与企业制院团相比，“公益性院团”的数量处于绝对劣势，文化部对之实行“两手抓”，恐怕“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形已成定局；所谓“双轮驱动”中的“公益轮”是否能够与“企业轮”同步、高速地运转，若在两者之间出现速度差，这部中国当代专业文艺之车是否会倾斜乃至倾覆，此类情形一旦出现，所谓“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美好前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还要拭目以待。

“双轮驱动”的道理原本并不深奥，因为，吱吱嘎嘎、踽踽而行的独轮车总不如“双轮驱动”的小汽车灵便快捷而且稳当；“不能将整个文化都交给市场”亦不难理解，因为倘如此，文化部便应更名为“文化产业部”，或干脆撤销编制直接并入商业部。但我就是闹不明白，我们相关的思想文化主管部门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常识性问题上，为什么要绕那么大的一个弯子仍转不过这个弯子来？“科学发展观”哪个高级干部不在天天讲、月月讲地讲了好几年，但为什么一碰到文化问题、文艺问题、歌剧舞剧戏曲交响乐问题，其决策、其思想就离开“科学发展观”，就晕乎、 就发烧，不靠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科学决策，而仅靠脑袋一热、灵机一动就下死命令、定时间表、行问责制了呢？

问题的关键是，就我所知，目前全国各地的歌剧院团，有的已经转企改制，有的行将转企改制，有的干脆被撤销了编制，余者都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昔日曾经引为自豪的所谓“歌剧死党”，已然朝不保夕、溃不成军，诸如“逃得过‘文革’，逃不过‘改革’”、“说什么‘深化改革’，分明是‘死化改革’”之类牢骚怪话也不胫而走。

我对此的看法是：“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相关领导层理应站在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此前的错误决策中汲取惨痛教训，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切实分清“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在决策时理应多听取艺术家的意见和群众呼声，在改革实践中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相信局面依然可控，事情仍可挽回。

因此，觉悟不分早晚，若是今天能转过弯子来，总比固执己见、冥顽不化、至今仍转不过弯子来要强得多。

可悲的是，我的上述看法，估计十之八九是盲目乐观的一厢情愿。倘若真的如此，也算是一种“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罢，仅以此文，权当为中国歌剧艺术做了一篇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