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一：活动主办方到底是谁？

　　庭审中，两名被告称案件中所涉及的“2011年度金麦穗中国社会艺术教育普及活动”的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并且该单位正式发文同意“组委会”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并支持、指导、监督本活动的举办和开展。

　　然而，原告汪女士的代理人对此并不认同，他说虽然有相关的文件可以证明该比赛，但文件抬头和落款的公章不一致。“文件抬头是4个单位，但落款处只有一个组委会的公章，而且这个组委会在相关网站上还查不到，因此我们认为被告所提供的文件都是无效的。”

　　疑问二：欠条不是被告所写？

　　在诉状中，汪女士称第一被告任老师只给部分家长打了欠条，而没有给她打欠条。汪女士的代理人也当庭出示了任老师写给其他家长的一张欠条，“当时我只是给了她一个欠条的格式让她填写的，上面的大写金额是她写的，落款也是她自己写的名字”。

　　对此，被告之一的任老师称她没有给任何家长出具所谓的欠条。“当时现场的情况非常混乱，一个孩子的家长即原告的代理人就拿了一张纸让我在上面写名字和钱数，我连内容都没看就写了。‘欠条’两个字也是后来原告代理人自己加上去的。”

　　疑问三：两名被告也是受害者？

　　任老师在庭审前告诉记者，第一个案子之所以会选择调解，是“为了不再影响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为了能够安心做事。”可是没想到接下来还会有诉讼。“其实我和另外一名被告也是受害者，因为我们都是聘用工，为了这事，我们现在已经快被解聘了。”

　　庭审中，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两名被告还找来了参加比赛并获得金奖的4位学生家长到法庭上为其作证。

　　庭审结束后，法官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调解，原告表示不同意。之后法官宣布，鉴于原告一方不愿意调解，法庭不做最终调解；由于案情复杂，当庭不作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