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内师资水平提不上去，没有好的团队，真正优秀的人才回来很难开展工作。
　　●我们的教育体制过早地把年轻人分类、分层次，而且一旦分了，就很难改变。
　　●科研院所和高校都存在这种现象，就是过分注重评价的指标化，以前把这些看作是管理的创新，现在看来，是好心办了坏事，这种做法亟待改变。
　　在日前举行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会第19次全体会议上，有关“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和基本职责”的观点，成为与会大学书记、校长的共识。其实，大学本身也存在高层次师资缺乏的问题，这也是国内高校频频在全球高薪招聘学院院长、教授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本报独家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朱清时。
　　单靠引进解决不了高层次人才缺乏顽症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些年国内高校纷纷从国外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做法？
　　朱清时：目前国内高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高层次人才的缺乏，这一点大家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顽症，大家比较关注的途径是直接从国外引进高层次人才。过去，国家和各部、省都制定了相关的人才引进计划，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光靠从国外引进人才来补充高校高层次教师队伍，有利有弊。
　　不可否认，从国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一来就是骨干，很快就可以“上手”。但也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如果国内师资水平提不上去，没有好的团队，真正优秀的人才回来很难开展工作。优秀人才选择去处时，首先关注的是工作梯队。二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高校只有靠加大力度提高物质条件，比如，百万年薪、上千万的启动经费来吸引国外人才，这种待遇差别有可能造成“招来一个女婿，气走几个儿子”的后果，导致本土青年人才流失。因此，要根本解决高校教师队伍高层次人才缺乏的问题，还是要立足自己培养，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解决高层次人才缺乏问题都要走的路子，中国也不例外。
　　我们完全有可能自己培养出优秀人才
　　记者：这些年，不少国内青年学者也热衷于出国“镀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必须经过到国外留学这一程序吗？
　　朱清时：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自己培养高层次人才。一个例子是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西南联大办学是在抗战时期，虽然只有七八年的历史，却培养出了中国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大师级人才，很多人至今还在国内外起着骨干作用，你看这些年国家科技奖获奖者中有多少是西南联大毕业生？那时候的办学条件非常差，教授们有时候要靠摆地摊来维持家用，但却在国内培养了那么多高层次人才。西南联大能做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不到？
　　另一个眼前的例子是中科大的陈仙辉教授。2008年陈仙辉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有关高温超导的论文，他和团队的成果被国际上评为2008年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同时，在国内也入选科技部评出的2008年十大科技新闻。陈仙辉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中科大读的，毕业后留在学校埋头苦干了20年。陈仙辉就是国内培养的优秀人才的代表，完全不逊色于国外的高层次人才。
　　记者：您认为目前国内高层次人才培养最短的那块“短板”在哪里？
　　朱清时：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培养高层次人才，要尊重教育与科研的规律，为他们创造一个长时间稳定的工作环境，让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埋头苦干，不折腾、不干预。现在很多高校在评价人才时喜欢评论文篇数、论文影响因子，科研经费与待遇跟评审挂钩，几年评审不合格就不支持了。无论是国内培养的人才，还是国外引进的人才，在这种浮躁的评审制度面前，就很快沉不住气了，因为每年都要出成果，自己需要、学生和助手也需要，无法做需要投入长时间、花费巨大精力的科研工作。我国的科研院所和高校都存在这种现象，就是过分注重评价的指标化，以前把这些看作是管理的创新，现在看来，是好心办了坏事，这种做法亟待改变。国家要对高层次人才给予稳定的支持，让他们安心工作，要用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们。像上面提到的陈仙辉教授，他的工作难度很大，不是很容易出成果，中科大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他，让他没有后顾之忧。20年后，陈仙辉终于一鸣惊人。
　　●如果国内师资水平提不上去，没有好的团队，真正优秀的人才回来很难开展工作。
　　●我们的教育体制过早地把年轻人分类、分层次，而且一旦分了，就很难改变。
　　●科研院所和高校都存在这种现象，就是过分注重评价的指标化，以前把这些看作是管理的创新，现在看来，是好心办了坏事，这种做法亟待改变。
　　在日前举行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会第19次全体会议上，有关“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和基本职责”的观点，成为与会大学书记、校长的共识。其实，大学本身也存在高层次师资缺乏的问题，这也是国内高校频频在全球高薪招聘学院院长、教授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本报独家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朱清时。
　　单靠引进解决不了高层次人才缺乏顽症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些年国内高校纷纷从国外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做法？
　　朱清时：目前国内高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高层次人才的缺乏，这一点大家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顽症，大家比较关注的途径是直接从国外引进高层次人才。过去，国家和各部、省都制定了相关的人才引进计划，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光靠从国外引进人才来补充高校高层次教师队伍，有利有弊。
　　不可否认，从国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一来就是骨干，很快就可以“上手”。但也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如果国内师资水平提不上去，没有好的团队，真正优秀的人才回来很难开展工作。优秀人才选择去处时，首先关注的是工作梯队。二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高校只有靠加大力度提高物质条件，比如，百万年薪、上千万的启动经费来吸引国外人才，这种待遇差别有可能造成“招来一个女婿，气走几个儿子”的后果，导致本土青年人才流失。因此，要根本解决高校教师队伍高层次人才缺乏的问题，还是要立足自己培养，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解决高层次人才缺乏问题都要走的路子，中国也不例外。
　　我们完全有可能自己培养出优秀人才
　　记者：这些年，不少国内青年学者也热衷于出国“镀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必须经过到国外留学这一程序吗？
　　朱清时：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自己培养高层次人才。一个例子是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西南联大办学是在抗战时期，虽然只有七八年的历史，却培养出了中国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大师级人才，很多人至今还在国内外起着骨干作用，你看这些年国家科技奖获奖者中有多少是西南联大毕业生？那时候的办学条件非常差，教授们有时候要靠摆地摊来维持家用，但却在国内培养了那么多高层次人才。西南联大能做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不到？
　　另一个眼前的例子是中科大的陈仙辉教授。2008年陈仙辉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有关高温超导的论文，他和团队的成果被国际上评为2008年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同时，在国内也入选科技部评出的2008年十大科技新闻。陈仙辉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中科大读的，毕业后留在学校埋头苦干了20年。陈仙辉就是国内培养的优秀人才的代表，完全不逊色于国外的高层次人才。
　　记者：您认为目前国内高层次人才培养最短的那块“短板”在哪里？
　　朱清时：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对于培养高层次人才，要尊重教育与科研的规律，为他们创造一个长时间稳定的工作环境，让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埋头苦干，不折腾、不干预。现在很多高校在评价人才时喜欢评论文篇数、论文影响因子，科研经费与待遇跟评审挂钩，几年评审不合格就不支持了。无论是国内培养的人才，还是国外引进的人才，在这种浮躁的评审制度面前，就很快沉不住气了，因为每年都要出成果，自己需要、学生和助手也需要，无法做需要投入长时间、花费巨大精力的科研工作。我国的科研院所和高校都存在这种现象，就是过分注重评价的指标化，以前把这些看作是管理的创新，现在看来，是好心办了坏事，这种做法亟待改变。国家要对高层次人才给予稳定的支持，让他们安心工作，要用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们。像上面提到的陈仙辉教授，他的工作难度很大，不是很容易出成果，中科大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他，让他没有后顾之忧。20年后，陈仙辉终于一鸣惊人。
　　过早“分类”制约了高层次人才成长
　　记者：既然我们完全有可能自己培养出优秀人才，为什么国内培养的高层次优秀人才还是零星的，没有形成规模和系统？
　　朱清时：原因不是我们没有钱，而是教育体制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它严重限制了我们自己培养的青年人成为优秀人才，也就使得高校缺乏高层次人才。我认为，国家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要厘清这些问题，加以改进。
　　这种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教育体制过早地把年轻人分类、分层次，而且一旦分了，就很难改变。现在的孩子只有上了优质小学，才能上重点中学，才能进入好大学，这样就卡掉了很多农村孩子，因为农村优质的中小学太少了。《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显示，全国有508个县每县平均5所小学拥有不足1名外语教师，这样的农村教师队伍，导致大多数农村孩子不能上大学，即使上了大学，也进不了好大学，读到研究生的更少了。我就发现，现在的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中，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孩子越来越少。记得我读大学时，班里同学大多数是农村孩子。这种状况的后果是，现在能够一步步通过筛选读到研究生的少数学生，未必是最优秀的苗子，能否读研究生主要是取决于学生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居住环境。这种分层不是人为的，而是教育体制自发造成的结果。这种体制是不公平的，使得很多年轻人失去了机会，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培养优秀人才是很难的。
　　这使我想起邻国日本，去年日本获得4个诺贝尔奖。日本获得过那么多诺贝尔奖，大家都不奇怪，原因在哪里？其实日本的教育并非完全西化，比如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68岁的益川敏英，他不太会英语，甚至没有护照，没有出过国。重要原因是，日本为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机会。为了消除地区间经济水平差距造成的教育水平差距，日本的教师享受公务员待遇，三五年定期轮换，任何一个农村孩子都可以很容易地转学到东京。基础教育保持同样的水平，这是教育公平很重要的一环，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个缺陷是过早地分专业，而且一旦分了，很难改变，使得年轻人失去选择机会。学生一进中学就分文理科，入了大学，专业就是固定的。我在美国工作时了解到，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换三到四次工作，最后才稳定下来。而中国人相反，大部分人是一辈子只干一份工作。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要靠碰运气，如果这个专业不是你感兴趣、可以发挥长处的，那你这一生不太可能发挥创造力，成为一流优秀人才更无从谈起。
　　记者：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体制？
　　朱清时：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其实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模式，它强调专业化，学生年纪轻轻就必须选定专业，纳入培养计划，就像计划经济中按计划生产产品一样，后来证明苏联的这种体制有严重缺陷，因为它忽略了学生的天赋和兴趣，违反了人性的规律。世界上比较成功的教育体制应该是西方通才培养的教育体制，不强调专业。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时，哪怕化学系的学生，也只有1/3的课程是本专业的，他可以选择音乐、历史、文学、生物等，知识结构是多元化的，只要学分够了就可以毕业，专业的概念很淡。其实中国很多文化名人，在大学时也都换过专业，最后才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成为该专业领域的佼佼者。
　　创造公平的机会是教育改革的方向
　　记者：国家目前正在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您觉得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改变上面所说的教育体制这两种结构性缺陷？
　　朱清时：第一个缺陷是由于基础教育的不均衡导致的，使得年轻人失去了公平的机会。要改变这一点，必须所有学校一视同仁，不能再分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人为制造不平等。
　　改变第二个缺陷，要从教育体制结构改起。比如，职业学校或者中专的毕业生必须有通道上大学，这些学生在作出选择时还不成熟，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在哪里，如果几年后想上大学或者读研究生，要让他们还有希望，这就要改革大学的录取制度，不能完全靠高考。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社区学院的经验。美国社区学院介于大学和中学之间，只读两年，中学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或者没有兴趣读大学的学生，可以读社区学院。社区学院不规定专业，可以选修各种课程，修够学分后授予副学士学位，相当于上了一半大学。这些学生可以以副学士学位申请读大学，如果通过考试，再读两年就得到学士学位。这种体制的设计就是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不让中学毕业生或者在社会上工作的青年人失去上正规大学的机会。过早地让年轻人选择专业，不利于民族的创新能力培养，不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当然也不利于高校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还有一个要改革的是，应更加淡化大学的专业，瞄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上大学不是为了有个专业，而是为了有个基础干各种各样的工作，当然，可以有所侧重。我们要立足本国培养自己的高层次人才，必须要走自己的路，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总结苏联教育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学习和吸收西方成功的教育模式的优点。
　　■本报记者赵秀红　储召生
　　《中国教育报》2009年3月9日第5版
　　过早“分类”制约了高层次人才成长
　　记者：既然我们完全有可能自己培养出优秀人才，为什么国内培养的高层次优秀人才还是零星的，没有形成规模和系统？
　　朱清时：原因不是我们没有钱，而是教育体制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它严重限制了我们自己培养的青年人成为优秀人才，也就使得高校缺乏高层次人才。我认为，国家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要厘清这些问题，加以改进。
　　这种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教育体制过早地把年轻人分类、分层次，而且一旦分了，就很难改变。现在的孩子只有上了优质小学，才能上重点中学，才能进入好大学，这样就卡掉了很多农村孩子，因为农村优质的中小学太少了。《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显示，全国有508个县每县平均5所小学拥有不足1名外语教师，这样的农村教师队伍，导致大多数农村孩子不能上大学，即使上了大学，也进不了好大学，读到研究生的更少了。我就发现，现在的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中，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孩子越来越少。记得我读大学时，班里同学大多数是农村孩子。这种状况的后果是，现在能够一步步通过筛选读到研究生的少数学生，未必是最优秀的苗子，能否读研究生主要是取决于学生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居住环境。这种分层不是人为的，而是教育体制自发造成的结果。这种体制是不公平的，使得很多年轻人失去了机会，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培养优秀人才是很难的。
　　这使我想起邻国日本，去年日本获得4个诺贝尔奖。日本获得过那么多诺贝尔奖，大家都不奇怪，原因在哪里？其实日本的教育并非完全西化，比如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68岁的益川敏英，他不太会英语，甚至没有护照，没有出过国。重要原因是，日本为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机会。为了消除地区间经济水平差距造成的教育水平差距，日本的教师享受公务员待遇，三五年定期轮换，任何一个农村孩子都可以很容易地转学到东京。基础教育保持同样的水平，这是教育公平很重要的一环，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个缺陷是过早地分专业，而且一旦分了，很难改变，使得年轻人失去选择机会。学生一进中学就分文理科，入了大学，专业就是固定的。我在美国工作时了解到，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换三到四次工作，最后才稳定下来。而中国人相反，大部分人是一辈子只干一份工作。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要靠碰运气，如果这个专业不是你感兴趣、可以发挥长处的，那你这一生不太可能发挥创造力，成为一流优秀人才更无从谈起。
　　记者：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体制？
　　朱清时：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其实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模式，它强调专业化，学生年纪轻轻就必须选定专业，纳入培养计划，就像计划经济中按计划生产产品一样，后来证明苏联的这种体制有严重缺陷，因为它忽略了学生的天赋和兴趣，违反了人性的规律。世界上比较成功的教育体制应该是西方通才培养的教育体制，不强调专业。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时，哪怕化学系的学生，也只有1/3的课程是本专业的，他可以选择音乐、历史、文学、生物等，知识结构是多元化的，只要学分够了就可以毕业，专业的概念很淡。其实中国很多文化名人，在大学时也都换过专业，最后才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成为该专业领域的佼佼者。
　　创造公平的机会是教育改革的方向
　　记者：国家目前正在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您觉得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改变上面所说的教育体制这两种结构性缺陷？
　　朱清时：第一个缺陷是由于基础教育的不均衡导致的，使得年轻人失去了公平的机会。要改变这一点，必须所有学校一视同仁，不能再分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人为制造不平等。
　　改变第二个缺陷，要从教育体制结构改起。比如，职业学校或者中专的毕业生必须有通道上大学，这些学生在作出选择时还不成熟，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在哪里，如果几年后想上大学或者读研究生，要让他们还有希望，这就要改革大学的录取制度，不能完全靠高考。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社区学院的经验。美国社区学院介于大学和中学之间，只读两年，中学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或者没有兴趣读大学的学生，可以读社区学院。社区学院不规定专业，可以选修各种课程，修够学分后授予副学士学位，相当于上了一半大学。这些学生可以以副学士学位申请读大学，如果通过考试，再读两年就得到学士学位。这种体制的设计就是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不让中学毕业生或者在社会上工作的青年人失去上正规大学的机会。过早地让年轻人选择专业，不利于民族的创新能力培养，不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当然也不利于高校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还有一个要改革的是，应更加淡化大学的专业，瞄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上大学不是为了有个专业，而是为了有个基础干各种各样的工作，当然，可以有所侧重。我们要立足本国培养自己的高层次人才，必须要走自己的路，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总结苏联教育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学习和吸收西方成功的教育模式的优点。
　　■本报记者赵秀红　储召生
　　《中国教育报》2009年3月9日第5版